现在任教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Perry Link）教授不但中文说得漂亮，中文文章写得更是深入浅出，文字典雅流畅，让众多中国专业写手自叹不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林培瑞以现身说法，展示了他所认同和追求的语言学习是怎么回事。
在很多欣赏和钦佩林培瑞的语言才能的人看来，林培瑞是一个典型的富有批判意识的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对社会、对美国、对中国都持批评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贯穿在他从语言文化的角度对他本人、美国和中国的言说之中。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一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汉语学得究竟好不好需要多方面看
金哲问：林教授，我想首先问一个比较个人的问题，这就是，我听到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夸赞您作为一个外国人，作为一个白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但我也听有人说，哎，这只能说明太多的中国人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呢，是属于少见多怪；他们不知道，一个人中文说得好，中文写得漂亮，跟这个人是白人还是黑人还是黄种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就想问林教授，对很多中国人真心的夸赞您的中文非常好，您是什么看法？什么想法？
林培瑞答：白人，黑人，非黄脸的人能够把中国话说得标准的人不多，这是真的。我是因为老师训练我们的四声标准，我从一开始1963年开始在大学里头学中文，就是注意四声，注意卷舌音等等。
但有时候也觉得惭愧。有中国人说我因为发音那么标准，说得跟中国人一样甚至比中国人好。有的人说，哎，林培瑞的发音比我们好。那是因为中国南方人不卷舌呀。或者，有的地方四声是不一样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一个像我这样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学的人注重标准发音是自然的。
但这不等于说很多其他方面（我也很好）。比如说用词呀，语句流畅自然呀，或者文法的比较微妙的那些方面，我当然不及中国人。我当然还不是个native speaker（汉语母语者）。
当年我在北京发现了这个问题。1979、80年我第一年到中国去住的时候，要给谁打电话，要是不知道电话号码，你只好打电话到电话总局去问电话号码。我在北京问号码的时候，我用我的标准音去问，某某人的电话多少？对方呜里哇啦哇哇哇，回答得那么快，我都听不下来。
我于是就只好用不好的（生硬的）中文来问：对不起，我是美国人，某某人的电话多少？这样问了，人家那边说得就慢了，89xxx等等等，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很多人因为我发音标准，以为我的汉语其他方面也一样流利。这是错误的。我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当然是落后的。
美国以及西方政府里还缺乏汉语人才
但是这个话又可以说回来。一个白种人或者黑种人能够把中文说到像我这样半好不好的一个水平也是好事情。我常觉得，比如，美国的政府里头，白宫的顾问或者国务院的顾问里头所谓的中国通们从基辛格以来到现在，没有一个把中文说得跟我这个标准一样好。真没有。最近有个博明（Matthew Pottinger），就是川普在白宫里头的（中国问题）专家博明，他的中文不错。但他是第一个政府里所谓外国中国通能够把中文说得很像样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中国人在（美国）政府里头做顾问呢？没有。一直到最近，也是川普请的、国务院请的那个余茂春。余茂春当然是中文native speaker（母语者）。所以一直到最近，不只是美国、英国，欧洲都是差不多，所谓的中国通实际上不会说中文。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觉得。
这个也是个客观事实，我们得承认。那么你要是问我，我的中文水平是不是对我能够理解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学、中国文化有没有用？绝对有用，绝对有用。我虽然不是native speaker，比那些根本不会说中国话的所谓中国通，我还是方便得多。
有人指出说，我从95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黑名单上，我不能到中国去。那么，你不能到中国去，是不是你缺乏对中国的认识，是不是影响你的权威度？
当然，我能够到中国去更好。这一点得摆在前面先说。但是我会中文，会读中文，会跟中国人说话，这个优点我觉的比人能不能到中国去还重要得多。换句话说，那些在白宫或者国务院做中国通们的人他们能到中国去，可是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哎。
我宁愿是他们呢，还是宁愿是我这个人呢？我绝对宁愿我是我这个人。也就是说，语言方便的优点比人可以去中国还重要。这是我的看法。
如何看当今中国的语言现象——舆论翻车
问：这些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和中国官方所宣传、所推销的价值观的冲突对立日渐明显，在中国老百姓当中，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说法也应运而生。所谓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就是指的中国老百姓通过网络对官方的说法提出的讽刺、挖苦让官方确认难以对付，实在是难以对付。那么，自今年以来，您觉着或者您观察到的舆论翻车、评论翻车的最有趣的现象是什么？
答：这个话题当然很大，也有很多例子说老百姓在互联网上讽刺官方话语，这种例子也是很多很多的。（这种现象牵涉）两种价值观。一个从共产党通过媒体下发来给老百姓的，这是一种。一个是来自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不一定是对立的，可都并存，都在那儿。而我常常觉得外国观察者看不到后者，看不到中国老百姓出发的那些价值观。
说个例子吧，比如说，习近平自己的名称。有很多官方喜欢用的名称，如习核心，习大大，这都是官方的说法。习核心是严肃的，习大大是友善的（亲民的），是想跟老百姓挂钩（套近乎）的一种说法。但是跟老百姓自己发明的名称截然不同。
比如，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上把中国人的金钱撒到各种国外去，互联网上就有人发明了 ”大撒币”，习 “大撒币”。当然大撒币跟 “大傻X” 也有点像。这些非常不客气的外号跟他的官方下来的那些名称是并存的，都在那儿。
或者说，我最喜欢我最近听到的一个是把习近平说成是 “总加速师”，跟邓小平在1980年代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有点押韵，有点类似。但总加速师的意思是，我统管一切，而且，我把一切推到极端的程度上，是这种加速师。讽刺他的这些网民说法的意思是，他什么问题都推到极端也不一定是坏事；他可能把中国整个中共一个大计划推到一个极端，说不定哪年会垮，那么快点垮的话（更好）。
所以，总加速师这个名称我觉得很微妙，有不同层面的意思，但是绝对跟官方用的那些各种名称是不同的。
舆论翻车究竟是中共运气不好还是别的原因
问：很多的人，尤其是在进入今年，很多观察中国的观察家觉得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甚至在今年之前的那几年，中国官方大力宣扬所谓的北京冬季奥运会，营造万邦来朝的气氛，试图以诉诸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提升或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国共产党当局的向心力。但是很不幸的是，“铁链女” 的出现打乱了中共当局的这种苦心经营了多少年的、准备已久的宣传。
那么，在您看来，这种情况的出现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当局运气不好，还是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当局在宣传方面是手腕特别拙劣，他们的人才的配备得特别不好？或者是出现了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在过去的30年40年里屡试不爽的通过民族主义来增强中国民众对中共当局的向心力的做法现在已经失灵了，不再有效了？
答：互联网是个很新的媒体。在共产党的历史上，你要是回到40年代在延安，媒体是布告板，然后50年代是无线电。慢慢地电视出来了。有这一系列。当然还有书籍，有杂志的出现。所有这些媒体共产党能够从上往下控制。因为内容它能控制。老百姓没有自己的平台，所有的信息的来源是共产党自己这些媒体。
但互联网不同的是，它不但是能够有新的信息下来，而老百姓自己也有自己的平台。他们不但是听，而且是能够说。用户用互联网来说（自己的话）。所以，从互联网20年前出现之后，我们越来越能够看到我刚才提到的那种从下往上出现的价值观，不只是从上往下的价值观。
在今年的2月（北京）冬奥会举行的时候同时出现你刚才提到的铁链女，这个现象是个很不错的例子。我不愿意说从上往下的那些价值观，什么民族主义啊，什么中国的冬奥开得很光荣啊，我们作为中国人都能够发泄我们的民族主义。任何国家都会有这种反应。这也是自然的，也是真实的价值观。
我不是说这都是假的价值观，但它的来源是从共产党、从上头来的。从底下那来的那种，比如铁链女。铁链女的出现也恰好是你刚才提到的共产党运气不好，刚好是在冬奥会的时候出现的故事。而且在网络上据统计，那评点率比冬奥还要大。
铁链女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故事能够在我们的社会里头出现，引了很多很多网上的人的注意，这也很自然。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自从互联网出现以来有这种丑恶的故事在网上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马上关注而且同情。
频频出现的舆论翻车现象看点究竟在哪里
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全国的人都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么多人，几百万人都认识铁链女？那当然不是，是不是他们都是江苏那小地方来的人？或者，会到那儿去接触了这种情况，直接接触了？也不是。绝大部分的人是旁观者。旁观者为什么对这个故事那么感兴趣呢？
那就不能不承认，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里头也有过类似的不公正的事情。不一定是那么招眼、那么特殊的情况，但是不公正的待遇，社会的不公正的问题，他们很多人也注意到了。所以，一听到铁链女，他马上有一种同感——通过那个经验，我发现我这儿的一些不满。这种反应很多。
所以，我觉得铁链女的出现跟冬奥出现在同一个时候是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我刚才的问题——有的价值观是党的价值观，从上往下；有的是从日常生活来的，是共产党绝对不欢迎、想压制的一些故事。铁链女的故事出来的时候，当地的官方做了一些解释，老百姓不买账。又解释了一番，也不买账。大概是第四次解释的时候，还是不太买账。
不相信官方的解释完全是一种从下往上的价值观，而且很普遍，很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