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总统访华50周年之际，美国出了一本新书，讲述在美国开启了与中国的接触政策之后，美国的精英们，包括政界、商界和学界的领袖们，是如何受到中国广大市场的诱惑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说客”的，讲述他们帮助壮大中国的同时，是如何损害美国的利益，让中国最终成了美国的对手。
在这本名叫《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的书中，作者指名道姓地把为尼克松访华打开前路的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称做“中国影响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被作者点名的还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迪斯尼公司前首席执行官罗伯·伊格(Rob Iger)，也包括老布什总统一家。
这本书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多家智库都对此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作者的说法“太有争议”，因为在美国，很多人真诚地相信加强与中国的联系是在“做好事”，是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来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曾经说过，与中国接触，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选择社会体制的机会。
前美国贸易代表查琳·巴尔舍夫斯基(Charlene Barshefsky)曾经是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的美方主要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就美国当年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曾这样说过：“克林顿总统当时的看法是，贫困的国家相对来说不太稳定。一个贫穷的国度，如果民众看不到希望，会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在任何情况下，这都应该成为美国的政策，就是帮助一个希望发展的国家，特别是希望遵循国际规则发展的国家。 所以，总统把入世当成一个可以为中国民众创造机会的途径。”
但也有人指出，虽然如此，作者在书中举出的大量实例令其结论很难被辩驳。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现在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特聘教授，他曾为当年访华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做过翻译。林培瑞告诉美国之音，他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美国对华关系中“养虎为患”的问题“说到位了”。 他说：“为什么养虎为患呢？这虎怎么养起来的呢？这跟美国商界很有关系的。‘六四’以后能够到中国去投资的大公司，把中国便宜的劳动力给剥削下来，做球鞋、做玩具，这是美国大公司，不只是美国的，应该说是跨国的大公司看到的一个好机会。这个问题是跨国公司跟共产党合作的问题。”
书的作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中国生活过6年，曾担任过《新闻周刊》驻北京的记者。他在书中揭示了中共所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概念的真实内涵，他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背后的逻辑也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美国之音日前专访了石宇，下面是采访的内容：
共产党的宣传渗透到美国人的谈话中
记者: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第一个问题，你这本书主要要传达什么样的讯息？ 是什么触动了你写这样的一本书？
石宇: 是什么驱使我写这样一本书？我从2006年到2011年一直在北京。我搬回美国的时候，发现一些美国人，美国的精英们，描述中国的时候，不是用独立的语言，也不是中国人的语言，而是用共产党的语言。所以我就想，这太奇怪了。为什么我回到美国，听美国人讲中国，用的是中国人的话，中国式的宣传概念。所以，我开始研究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如何进入美国的。当我在中国，我和大家聊起来，大家说，这是“东风压倒西风”，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东风”，也不是中国的影响，而是共产党的影响。 我在这里想明确的一点是，我写书的时候，我做事的时候，我不是“反华”，我是“反党”(反共，编者注)。“反华”和“反党’是两码事，必须隔离这两个概念。
记者: 你在美国都听到了什么？大家都怎么说？
石宇：比如，大家经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倒不是说中国没有5000年历史，而是中国共产党用这样的说法暗示，他们才是中国历史的合法继承人。中国有那么多悠久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是那段历史的巅峰。叙利亚也有5000年历史，埃及也有5000年历史，我们却不这么看他们。我们没有看到这些历史文明达到顶峰，因为它们没有共产党宣扬这些东西。
另一个常见的说法是“中国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好吧，共产党还让数以亿计的人陷入贫困呢。中国人从79年到80年代初，真的是80年代末期脱贫。那句话暗示着，共产党是人们摆脱贫困的原因。实际上，中国人在80年代、90年代和今天非常努力地使自己摆脱了贫困，不是党，不是因为党。
记者：那你书的主旨是什么？
石宇：主要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将很多负面的东西传到了中国。我们可以反击，不是用“麦卡锡主义”，也不是用种族主义的方式。
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
记者: 在你的推特中，你说，我认为亨利·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言人，是最应该为目前美中关系的问题负责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中，你单独指出了基辛格？
石宇：为什么说他是应该为美中之间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是因为自1972年以来，尤其是自1982年基辛格创办基辛格协会以来，他是那个不断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的最重要的美国人。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他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这符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我认为，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友谊的概念。毛泽东说起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时候，称呼他为“斯诺朋友”，而不是“斯诺先生”，“斯诺记者”。“友谊”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友谊是共产党的另一个术语，类似‘让数亿人摆脱贫困’的概念。它是中宣部的一个概念，他的意思是说，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共产党的朋友，你是帮共产党扩展它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术语，很长时间，大家用的也随便。他们说，‘太棒了。你是中国的朋友’。‘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那么，这意味着你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基辛格是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拥有的最重要的朋友。有好几个人也写到了这一点，大家这样描述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与共产党步调一致。我想，朋友的意思在这里是，按有的人的说法，就是中共的走狗。人们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就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思。基辛格多年来所做的是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但这不是对真正的中国，而是共产党想要在国际上塑造的形象。
记者： 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说说基辛格是如何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的？
石宇：1990年代中期，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美国国会众议院共和党籍前议长，编者注)主张让台湾进一步独立，让台湾恢复其联合国席位。他和基辛格谈过这件事，但是基辛格说，不，这不是我们做事的方式。他利用自己的威严、影响力和魅力说服了金里奇，让他相信这是一个糟糕的方法。在美国的政策中，甚至在其他国家的政策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基本上可以说，从1982年起，他用了很多手段推进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以美国的利益为代价。
记者：谈到基辛格，我就想到了尼克松总统。50年前尼克松总统访华，这个月是他访华的周年，如果基辛格是“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那么尼克松呢？与中国接触可是他提出来的。那是一个错误吗？
石宇：我觉得不是错误。我实际上非常支持尼克松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尼克松是对的。基辛格错了。我对他那次访华之旅本身关注太多了，而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却很少关注。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尼克松在丑闻中离职，但他没有参与咨询业务，也没有成为商人。他指责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接任尼克松的美国第38任总统)在离任后加入了这么多董事会，出卖了美国总统的职位。
尼克松与中国保持着关系，但他这样做是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商人。当尼克松去中国时，他会和政策助手一起访问。当基辛格去中国时，他会和其他作为他的客户的商界人士一起拜访。他(基辛格)与当时的美国国际集团(AIG)总裁莫里斯·格林伯格(Maurice Greenberg)一起去了几次，并帮助他在中国拓展业务。尼克松会去谈论政策，尼克松在“天安门事件”之后对中共的批评远比基辛格更严厉。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如何影响了美国人看待中国的方式
记者：除了基辛格外，你还提到了很多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 很多人说，你的书非常“具有挑衅性”。在你看来，他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损害美国利益的？
石宇： 他们压制了对中国的批评，放大了对中国的赞美，从而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体系。你知道直到最近，强烈批评中国对美国的商业领袖以及一些前政客来说都是禁忌。“我怎么能说中国的坏话？”“这些都是我的个人意见”。“这是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好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不能说这些负面的东西，因为它可能会得罪共产党。这可能会冒犯中国人。这可能会让我们在中国的生意难做。正是这些非常限制性的框架阻止了我们就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进行真正健康的辩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美国应该如何与中国合作，我们有过各种不同的认知框架。在70年代和80年代，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现在中国是苏联的敌人了，所以我们应该与中国合作，以反击苏联”；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和苏联解体之后，这也不行了，因为中国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屠杀学生。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由。好吧，“如果我们与中国做生意，他们会进一步放开”。因此，我们将经济扩展到他们的国家，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好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理由，直到2000年代中期，当中国开始在国际上变得更强大并开始反击美国的利益时，我们又说，好，“我们可以塑造中国，我们可以让他们成为美国控制的全球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下一个叙事方式。以前的叙事方式都行不通了，特别是在21世纪。现在，在美中真的有可能站在战争的对立面的时候，我们却没有展开足够的全国性辩论。美国未来应该怎么走？这是不是正确的方式？我们如何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试图在中国扩大业务和影响力的商界的影响？
记者：所以，这也是美国学界和好莱坞的问题。你书中有两到三章是谈中国在美国学界和好莱坞的影响力的， 这又是如何侵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为什么你要把这两个领域单独提出来？
石宇：把好莱坞单独提出来讲是因为它可能是美国商业部门中最亲北京的一个，而且它又是宣传的重要载体。我在这里用宣传在这里意思比较宽泛。它用它的政治影响力在影响好莱坞所做的很多事情。好莱坞特别怕得罪中共，不管他们喜不喜欢，他们经常宣扬中共的利益。
真正影响我的是我在2017年在重庆看《战狼2》(这部电影)。 在电影的一开始，男主人公是在和一个贪婪的开发商在打斗。这是一部非常爱国的电影，在里面有中国的敌人(中国人可以是怀人，编者注)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连一个中国的敌人也没有(不能有中国人是坏人的情节，编者注)。 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震惊，在这样一部爱国的宣传片中，中国人可以是坏人，而美国却没法这样做。
对于大学来说，大学对中国更加开放，更加坦率，比好莱坞也更加真实。这是美国非常重要的部门，是知识生成的地方。我认为，研究中国领域的人对某些事情的谨慎方式有损对开放知识的追求。你必须能够提出很多的想法。有的人说，我不谈政治，但是，你必须谈。你谈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不高度关注政治，你知道，或者你不能忽视这些事情。我发现这不利于学术自由的观念。
记者： 但是，在美国，有很多的政界和商界领导人，他们在试图与中国加深联系的时候，他们是真正地相信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情， 你怎么看？
石宇： 我是对像基辛格这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的人不以为然。确实有很多聪明的人与我看法不同，我认为这很好。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我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鼓掌。美国智库中有很多人，很多美国记者和很多学者可能不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会说，你知道，中共不是敌人，我们误解了中国。我觉得这是进行健康辩论的一部分。我担心的是人们出于经济原因，出于恐惧，出于自我审查这么做。
担心对华裔美国人的影响？
记者：你也提到美国公众有了觉醒，对北京的朋友的做法也有意识了。这会阻止这种做法吗？
石宇： 但愿如此。这对我来说也是很难的。我希望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在做什么，但我也担心越来越多的反华情绪和针对中国人的暴力行为。我希望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两者分开。不过，总体说来，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我很高兴看到女子网球协会为支持彭帅所做的一切。我很高兴看到一些政界人士在讨论中国。我确实觉得这变得越来越现实，但这其中有一条线必须谨慎。
记者：所以你书的最后一章是关于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的？ 你担心你的书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排外情绪？
石宇： 我希望不是。我的确很担心。这就是我这样结束这本书的原因。美国有着如此可怕的反亚裔的历史，你知道，我们称之为“黄祸”。这个，这种非常东方主义的想法。你知道，大批东方人涌来，要占领我们什么的。我真的很担心鼓励这些想法。我强烈谴责他们。
我也担心我们的“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以及根除共产主义者的历史。我认为，当我们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时，我们的体系才是强大的。我认为需要将出于商业原因，出于一些非法原因这样做的人和持有这些观点(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分开。我也觉得有这么多华裔美国人和亚裔美国人自然而然地对中共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当他们看到有人诋毁中国人或华裔美国人时，你知道，这反而会激起他们对中国的同情心。所以，我觉得既有强烈的道德原因，也有战略原因。这确实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但并非不重要。你的书名从什么地方来的？
石宇：我开玩笑的时候说，可以把它翻译成“美国很二”。题目来自与特朗普所说的美国第一，特别不恰当的民族主义观念，我们需要摈弃这些。
它的另外一层意思是，与俄罗斯不同，俄罗斯正在制造混乱，为了混乱而混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其说是削弱其他国家，不如说是加强中国。我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北京希望中国回到世界的中心，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的很多宣传都在暗示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抵御是徒劳的，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我对这两个想法都进行了回击。
我也希望我的书起到预警的作用。如果我们持续忽略这些事情，如果我们按原来的方式做事，美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也许这没什么关系，也许这更好，让我们对此进行辩论。如果这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