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民潮下，敢言学者钟剑华一直留守在香港。但他忽然于4月24日在网上宣布已经离开香港飞往英国。他在新加坡转机时，以一篇二千多字、解释自己决定的文章，将他一直以来的情感表达出来，获得不少香港市民支持。钟剑华在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更仔细地讲述他的心路历程。
初到英国头几天，钟剑华在一个小镇街上遇到一个来自香港的老太太，对方在远处认出他，走来跟他打招呼，拍个合照。老太太道出，自己移民到英国数十年，从来没有想过香港会变成现在的状况，说要为他打气，钟剑华对此十分感动。他想到，自己还在香港的时候，若有路人认出他，多数都会是劝他快点离开。
两种不同的路人，或许反映了两地不同的气氛。钟剑华被视为一名敢言学者，在现时香港法律之下，煽动言论的定义空泛，发声的代价或者是漫长的牢狱。而在英国，他可以无忧无虑地月旦时政。
香港气氛高压 决定离港
事实上，身为香港民意研究所（PORI，下称香港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剑华自言曾经三次被国安警察约谈，但没有拘捕他或恐吓他。钟剑华坦言，他之前没有想过要移民，但整个香港的气氛慢慢地让他决定要离开。
他说：“大概到2月初时，（我）开始想，如果继续用煽惑、煽动这种罪名来控告人，事实上是早晚都会整治到我，我感觉到这一点。你想一想，只是《立场新闻》在过去这么多年，转载了我700篇Facebook文章，这两年我亦有继续写，如果（警方）真的要指控我煽动，若果用现在所谓煽动的标准，我觉得他一定会整治我，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香港警方国安处在去年年底拘捕《立场新闻》七名高层，冻结公司资产，导致该网媒被迫在同日决定关闭。
钟剑华又说：“第二点是，我当时考虑到，有个想法，有个判断，就是说若果习近平真的在7月来到香港主持回归庆典，现在国安警做事没有标准，任他说，政府亦随时可以用煽动（罪）来拒绝保释。若果习近平来香港，我相信5、6月之间国安警会很疯狂，对吧？一定洗太平地。”
钟剑华说，他的不少家人仍然留在香港。
他说：“我不想见到我90多岁的爸爸，80多岁的妈妈，去荔枝角（收押所）探我。我一想到（这点），很难承受。这是其中一个我决定，因为危险信号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决定要走的其中一个重要考虑。”
另外一件触动钟剑华的事情是，他在香港理工大学教书的前同事、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因为2020年5月在立法会内示威，在今年2月4日被判监三个星期。这个判决作出后两天，钟剑华就决定申请移居英国的BNO签证，他在一个星期后填好申请表，英国当局在2月28日批准他的申请。钟剑华考虑了一晚，就决定了离开香港。
当时，他已经有过两次被国安警察约谈的经验，都是关乎2020年7月的民主派初选中，负责初选投票操作的香港民研的角色。钟剑华说，他在2020年5月才加入香港民研，根本没有参与初选的事宜，所以没有资料可以提供，他就是有资料也不会提供。初选案中，47名参加者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至今还押超过一年，仍未进行审讯。
钟剑华说，第三次约谈就与俄乌战争有关。 3月上旬，香港民研计划进行相关民调，但多间亲中传媒报道一份捏造的问卷草稿，令香港民研决定取消调查发布会。钟剑华指，有人就事件报警，国安警察于是传召他沟通。
他说：“第三次沟通那次（国安警察）说他们有压力，所以就要做事，你们做的事比较敏感之类。我就反问，你们决定一个人犯不犯法，是视乎你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人叫你做事的吗？不是在于无判断是否犯法的吗？”
“建制派要操控民意”
钟剑华指，三次约谈，对方都算是客气，因为香港民研的行政总裁钟庭耀才是主要目标。他说，官员比较少批评香港民研，除了在去年年底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中，有“白票”这个选项，廉政专员白韫六当时说要研究香港民研有没有犯法。香港政府去年中修例，鼓吹投白票是刑事罪行。
他说：“所以我相信，对于那些极左的人、建制派，政治寻租的人，他们很想整治民意研究所，然后由他们去操控民意。”
钟剑华指，香港民研一直在进行多种与社会议题相关的民意调查，显示出的都是即使在《香港国安法》下，香港市民都没有改变对政府的负面观感，而香港社会所有信任基础都已经被摧毁。
他说：“我们有时发觉，做那些政治人物评分都没有太大意思。我们评分的是在任议员，全部都是负分，评来有什么用呢？以前评分评的是哪些政党、哪些议员较受欢迎，哪些较差，现在就算排第一的，评分最高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负4.8分，你说有什么意义呢？”
钟剑华认为，所有讨论公共政策的平台都差不多全部关掉，香港民研的工作其实对政府很有贡献，可以让市民出气（一个发泄渠道）、表达看法，若果连香港民研都没有了，香港人也未必会相信其他民意调查。
“大中华胶”对中国感失望
62岁的钟剑华从中学时代已经关心社会事务，说自己初中时已经背诵毛泽东诗词，做社会调查义工。他在70年代学运尾声入读大学，身为社会极少数的大学生，令他认为自己要承担社会责任。他希望中国走向政治现代化，支持香港回归中国，是一名“大中华胶”。 1989年天安门屠城，是令他思想改变的转捩点，但直到1997年主权移交，他都仍然希望香港生活方式维持不变，成为台湾将来可以参考的模式。但往后的发展，令他对中国彻底失望。每当他与中方在香港的官员、从中国国内到港的官员和学者见面，他都会对他们说同一番话。
他说：“我们去做简报介绍香港的情况，我也是这样说，我讲过不只一次，我讲了几十次，对不同的人。我觉得我们是被共产党欺骗了。我公开讲的。这种情绪，随着香港情况的恶化，随着（2014年）雨伞运动，随着（2015年）政改方案（的失败），随着2019年开始的抗争运动，我只能够说，我们对过去几十年那种有过的坚持和有过的想像，是彻底破灭。作为一个62岁的人，难免觉得好像前半生的一个很重要的部份被否定，或者自己都否定了。但我觉得责任不在我身上，我只能承认可能判断错误，我可能过度天真，对吧，但责任似乎都在于作出承诺那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为什么完全推翻自己的承诺，这才是最关键。”
钟剑华前半生在香港服务社会，致力做政策研究，但雨伞运动后，他已经感觉到在公共层面做事越来越难。例如，要举行一个研讨会需要问他曾任职的理工大学借用场地，在近年需要获得大学副校长批准。他管理下的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被要求转为自负盈亏，由14个职员减到只剩下一个。
对于下半生可能需要居住在英国，钟剑华说，去年有大约9万人从香港搬到英国，今年的数字可能更高。香港民研曾经做过调查，结果显示百分之24的受访者说有计划移民，有百分之10更加已经有所行动，换算即是约70万人。他说，他在香港民研早已想过开拓海外香港人的民意调查平台，继续关注香港事务，希望当这件事起步之后，海外香港人踊跃加入。
展望英国生活
钟剑华在4月底约满离职香港民研，自言不善理财，积蓄全用在三个儿子读书上。他说，现时收入来自为报章撰文，或者他可能会开一个Patreon户口筹款。
虽然钟剑华申请的是“BNO 5+1签证”，即是可以在英国居住五年，第六年可以申请入籍成为正式的英国公民，但暂时他只当成是一次旅行，希望有朝一日回到香港。
他说：“你问对（香港）食物有没有挂念，我又觉得现在的世界这些问题很容易解决。我很喜欢去旅行，我去到哪裹都入乡随俗，吃当地的东西，跟当地节奏生活，尊重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个我绝对不会有问题。当然，（我）会记得一些以前经常做的事情、吃的东西，可能往后会有这种思乡病，不意外的。”
钟剑华与家人团聚，或许仍需一段时间。他的大儿子在美国读完硕士学位，决定留在当地工作。他第二个儿子在澳洲学成后回港工作三年，在半年前曾经对他说，不愿意接受香港社会现况，因此在2月份已经返回澳洲进修，期望借当地的“救生艇计划”留下来。钟剑华的太太和小儿子仍在香港，未有决定会否搬到英国。
被问到会否担心言论影响家人时，他说：“应该说，他们担心我多于（我担心他们）。其实到我说要走，要申请（签证）时，我的儿子们都鼓励我走，他们有份叫我走。他们都担心早晚会整治到我，所以他们没有问题，他们继续过他们的生活，我们未想像到政府会卑劣到整治他们。但是会否因为我过来了，而他们也认为一起过来吧，我等他们自己考虑一下。”
继续为香港发声
钟剑华解释，他自己有研究移民政策，深深明白到移民的有形和无形的代价都很高，他说现在的香港不断地制造一代又一代的流离世代，情况“相当令人难过”。去年年中，有一段日子在每个星期都有旧学生请他吃饭，跟他说要去做“逃兵”，要移民了。
他说：“但当时我亦接触过几个中学教师，都是教通识科的，他们说他们都想继续守下去，所以都续约。很可惜，我认识的、熟悉的几个都在（去年）11、12月跟我说，下一年我不再续约了。我不可能按照那份课程大纲教，说不出口。你明知那是谎话，怎说得出口。我做不出，明年我不做了。”
钟剑华说，他以往经常说“紧守岗位，常存昐望”，但两者都甚为艰难。
他说：“我经常相信，不正常的事不可能长期维持，如果他们不去如蛆虫般生活，屈曲自己、扭曲自己的话，有些人会扭曲自己，如果他们不扭曲自己，会很辛苦。但我希望这群人可以继续抱有昐望，相信明天会更好，相信不正常的事会有一天被扭转，希望是这样。”
他鼓励搬到了英国的人，放下旧日包袱，尽量适应、投入新生活。
他说：“我有一个学生跟我说，他去年到了英国，他说他40多岁，他一生人都没有想过原来移民是这么轻易，想不到英国政府突然间这么疏爽。他填表时说是为了两名子女，不想子女接受（香港）这种教育，但他一直填，发觉最想移民的是自己。填完以后，他的女儿11岁，他说他不知道怎样跟女儿说，怕女儿有些朋友，舍不得。谁知道他的女儿说，为什么我们这么迟才移民？因为他的女儿很多朋友都移民了，她以为移民是正常的。”
同时，他亦希望香港人在英国，会继续为香港发声、传达真相、积极参与支援工作。
他说：“我有个朋友，他问我，你可以不要说这么多吗？我在香港时他这样叫我。到我走了之后，他又问我，你在英国会不会好像以前般那么多说话？反正都到了英国。我就说，我生于香港长于香港，香港是培育我的地方，而我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就公共事务发声的人。我离开香港是因为现在的香港社会不容许我发声，所以我到了别的地方，我更有责任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