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或许对李敦白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他当时是积极支持文革、参与“造反”的在华外国专家之一，在北京城红极一时。但他自己后来也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入狱10年，罪名是美国特务。文革结束后，李敦白携中国妻子以及四个孩子移居美国。如今距离文革爆发过去了50年，这位95高龄的文革亲历者对美国之音讲述了他的文革经历与反思。
1966年10月1日，一名美国人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一些报纸之后刊登了他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照片中，毛泽东正在给他的“红宝书”签名。
这名美国人叫李敦白，英文名Sidney Rittenberg，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裔名门望族，早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 ，参加工会和民权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学了中文，被派往中国昆明。战争结束后，李敦白选择留在中国，到了毛泽东领导的延安，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他被苏联当局指控为“国际间谍网络”的成员而被中共逮捕入狱，1955年斯大林死后，获释出狱。他选择继续留在中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担任外籍专家，为英文稿件润色，并参加《毛泽东选集》的翻译。
革命热情
当1966年他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候，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狂风骤雨般席卷全国。
50年后，李敦白在他在亚利桑那州的家中对美国之音说，当他听到那些充满“革命热情”的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讲话，当他看到个人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他“很兴奋”，并且认为，自己参与文革，即便“最后可能弄得一身泥”，也很值得。
说到这里李敦白笑了起来。他用流利的中文说：“当时我是最最积极的支持。是啊。……因为我觉得真的，他们会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每一个机关、每一个学校，都是学生讨论、多数通过去执行，这个以前都没有。我认为中国会变成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国家。”
李敦白说，他当时只注意到毛泽东的所谓的“大民主”，并没有意识到毛泽东的目的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李敦白说：“那个所谓大民主，都是胡闹，都是利用它来消灭毛泽东认为的敌人。”
“当时的青年，他们知道什么叫民主吗？”记者问道。
他说：“糊涂蛋，根本不知道。不要说他们，连49(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的青年，都懂得民主是多数说了算，很少懂得少数派是要保护的，少数人要让他发言。一般谁在广场当天做领导，都不让对立面的人发言，一发言就轰他。那么真正的民主，你不能保护反对派、少数派的权利，这个民主很快就会变成霸权，会变成专政。现在说得挺通了，当年不懂。真的。我是挨了打，受了教训，想了（才懂）。”
造反夺权
李敦白积极投身于这场他所认为的“民主革命”。他加入由外国专家组成的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参加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造反夺权”，后被中央文革小组任命为 “三人小组”的主任。一位美国人，成为中国重要宣传机构的一把手。
李敦白说，他实际上把实权交给了组内另一名成员康树集，自己担任顾问，所以只是名义上的负责人，但是他后悔没有彻底请辞主任一职。
他说：“后来我发现了，有些党员干部，他脑子里想的，跟我想的并不一样。他想的不是主要的想理想，主要想的是权，想他的地位，他的权。”
“你想过要权吗？” 记者紧接着问道。
李敦白：“我没有。我对权没兴趣。但是尽管这样说，我有权倒不怎么样，但名，我有大名，全国的大名。。。是这个东西很迷醉人。”
句句真理
成为名人的李敦白受邀四处演讲，走在路上也会被人认出索要签名，他也经常作为外国专家代表在批斗会上发言。他说，自己参加过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以及广播局局长梅益等人的批斗会。
“多了。好几次。斗梅益、周扬、陆定一。” 他缓缓地说道。
1967年4月10日，李敦白代表外国造反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召开的“30万人批斗王光美大会”上发言。
对于这个批斗会，李敦白说： “那时候批王光美的，在清华，江青是要我去的，周总理直接讲了，最好你不要去，但我听了江青的，不听周恩来的。这是错误的。”
李敦白说，文革的时候，他认为“毛泽东讲的就是真理”。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信念时，李敦白答道：“傻啊。真的。就是把批判的功能完全放弃。把批判放给党。……我有一个想法，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是从一个挺舒服的中产阶级家里来的，这个美帝国主义那时候算中国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接受了我，把我当同志，我要特别小心，不能成为一个弱点，不能因为我是美国人，就害了他们，成为弱点，所以就很容易过左。所谓宁左勿右。”
他说：“一种思想意识，不敢批判得看它，一个本来比较温柔，好心的人，可以做非常可怕的事儿。因为他把自己的心就变硬了。他觉得这是为了什么伟大目标来做的，什么都不管。
暴烈行动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以“破四旧”和“打倒阶级敌人”为名砸毁古物，批斗迫害被视为“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人，而各个派系之间也陷入争斗。文革很快变成了一场充斥着暴力与混乱的疯狂运动。
记者问：“看到torture（酷刑折磨）的场面，你有怀疑过文革是民主吗？”
李敦白说：“没有。我应该怀疑，但是我没有。……我觉得这是过激的行动，但还是革命的行动。”
记者问：“都有哪一些批斗打人的行为？”
他说：“打人我好像没看过。打梅益我看过。打一下。这个喷气式我看过，多了，那也是酷刑，很疼的。脑子是空的嘛。你认为有这种革命行动，历史才能进展。”
李敦白说，他虽然没有参与暴力，但实际上是支持了暴力。
他说：“我们局里，我们局长梅益，我们有些技术部门的年轻人，梅益在外边在院子里做劳动。这些小家伙有些人来了就打。我们那个支部书记，那个时候是年轻的，他参加文革很积极，但是他劝这些年轻人，这些不对，是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走了以后，我就批评了他，我就说，群众有这种革命精神，你给他们泼冷水，会伤害他们。实际上是支持了。”
为什么支持？他答道：“因为毛主席说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么温良恭俭让。所以我觉得，我要是不支持，我就是不革命。这是错的。”
那个疯狂的年代渐渐远去，但是李敦白说，这些事情成为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痛。
他说：“我参加了斗争，这么多好人，不但是文革，就是反右派的时候，什么这个肃反，每一次运动，我都参加了。那时候说了人，好人，这个是心里很痛的事。实际上，心痛的就是这一件事，别的，我糊涂办糊涂事，那我就糊涂，那怎么办？我觉得我不是觉得有罪，但这个事我觉得做得有罪。”
二度入狱
政治风云变幻，斗争对象很快就指向了那些“捧场”文革的外国人，树大招风的李敦白自然成为重要目标。在广播局身居要职大约6个月之后，李敦白的人生从云端跌落谷底。后来批判他的大字报说他“爬得高摔得狠”，“一个美国人如何夺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红色政权”。
李敦白说，他的好友、也是外国专家的马海德（George Hatem）曾经劝他不要参与文革，但是他没有听劝。
他说：“他说，不要卷入中国的政治，没好处。我说，你保守。还有德国人汉斯·米勒（Hans Müller）大夫，他们不参加，他们劝我。要听他们就好了。”
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解散“三人小组”，成立新的领导班子，李敦白得到的通知是调离广播局，“有特殊使命”。当年圣诞节那天，他被软禁。第二年2月21日晚上11点半，他从家中被带走，关押于秦城监狱。罪名是美国特务。
这是他第二次被控间谍罪而坐牢。第一次被单独监禁6年零三个月，这一次则是10年。他的家人也受到牵连，吃尽苦头。
谁人之过
李敦白说，他是在出狱以后才逐渐认识到文革是怎样的一场灾难。
他说：“我一直坐了10年牢，出来以后我还不知道是怎样一个灾难。我刚回来，一些老朋友，都是老干部，刚解放出来。他们说，你不要着急，你就听老婆的话。结果我在里头（什么都不知道）。比如说，她在骂康生，我说，怎么，康生是中央领导，怎么能骂他？我小儿子，那时候12岁，他说，爸爸说话怎么跟‘四人帮’差不多？（笑）我什么都不知道。”
李敦白接着说：“两三年以后，我才悟到了，不但是文革是错误的，这整个无产阶级专政，这整套理论，根本就不对。你本来说通过专政可以达到最高级的民主，实际上，你通过专政，你就得更多的专政。你推翻专政，你才能有民主。慢慢儿理解了，就觉得很舒服。……你原来有幻想嘛，你解除幻想，就觉得应该轻松了。”
为什么文革会发展到成为一个大灾难？李敦白说，是领导错误。
他说：“根本问题是领导错了。领导是让他们造成灾难，不管。领导是不管。发动他们，不允许反对他们。毛泽东有一个根本口号，文化革命，不破不立。不破不立，破在当头，立在其中。所以人家说，不行，乱了。他说，唉，我希望乱，乱到头就好了。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你不要担心，你就砸烂，旧的一套都砸烂，这个就会带来新的建设，但是没有。烂了还是烂了。
我觉得毛泽东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阴谋家。……我觉得毛泽东根本的问题，也可以说根本的罪恶，在于他狂。他认为他有权发动这些庞大的运动，他改变了影响了几亿人的生活，但他自己都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当被问及文革是个人的错误还是制度问题时，李敦白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份儿嘛，他们都有他们的份儿，我有我的份。根本的错误，应该说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那些起主导作用的人。……这个东西，定罪，我觉得也是作用也不大，你定了罪又怎么样？事实发生了，就是那样的。为什么发生，这倒是要仔细研究。为什么会那样，根本的问题，没有民主思想，完全没有民主思想。你让一帮群众自己选领导，那真是民主吗？如果不让别人说话，那真是民主吗？还是个集体的专政？”
他说，虽然文革是一场灾难，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代价巨大，但是“没有文革和文革的失败，就不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
返回故国
1980年，李敦白和中国妻子王玉琳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离开中国。李敦白说，他回美国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国出现的腐败现象感到反感。
回到美国几年之后，这位毛泽东所称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也和资本主义做了和解。他和妻子为想要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提供咨询，直到现在。
李敦白说：“后来回到美国，我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这些大公司首脑、资本家，他是最忙的人，而且他是很有才的人，否则他做不到。而且有的是很有道德的人，是很讲道理的人，这个跟我原来在美国的时候想的就不一样。”
谈到自己曾经的共产主义信仰，李敦白表示，他仍然相信未来会有一个没有阶级、战争和歧视的社会。
如今，95岁的李敦白和妻子王玉琳生活在凤凰城和西雅图两地。他说，他从1945年到中国的时候就希望在美中两国之间架桥，这种愿望，即便如今身在美国，仍旧未变，只不过是在桥的另一边做些贡献。这位曾经的中共党员笑言，《人民日报》仍是他每日必读的报刊之一。
民主慢来
谈到当下的中国，李敦白说，习近平想要进行经济改革，但是改革面临阻力，如果要打开这个局面，则需要开放民主。
他说：“一个极权主义的政党领导一切，和一个开放的市场，不行。不可能的。所以就要看有没有决心来搞经济改革。如果真有大决心的话，它得停止这一套压制人的。”
李敦白认为，中国能够慢慢地实现民主。他说：“我觉得像中国这么一个国家，要真正的民主，得一步一步来，首先大家得懂得什么叫民主，怎么样来民主管理，就刚才说的，不能就是多数人说了算，你也得照顾少数人。但是可以做的，我觉得，一步一步做。”
他接着也说道：“但是问题，如果威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不会允许的。所以我知道薄熙来是不会长久。香港是个悲剧。香港要求中央给他们更多的权，自治，你要不闹的话，我可能还信任你，愿意给你多点权，你一闹，他们要独立，那更厉害要压它。那你要告诉年轻人不要争取，那也不容易。中国不会允许香港有自由，怎么可能？只要有政权，它不可能的。这不是见了自由女像就掉眼泪的，不是那样的人。他是权，管权的。”
不过他说，他希望习近平能够进行政治改革。
“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像蒋经国那样以独裁结束独裁吗？” 记者问。
他说：“最后可能有类似的东西，我觉得。不会很快。”
回顾自己在中国的35年传奇而坎坷的人生，李敦白说，他没有怨恨，即使是入狱16年。他说，看到中国前进发展，他为自己能够在其中起到一个“微小的作用”感到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