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是一座不眠之城。
不过这个纽约是乌克兰顿涅茨克州的纽约，昔日名为诺夫戈罗德西克。城市的街道空空荡荡，建筑物处在半废弃状态，地窖一片漆黑，这使得炮声仿佛更加响亮，甚至更加吓人。俄军和乌军就在城市周边，战壕彼此相隔只有几公里。炮火似乎从未止息。
“我每天夜里都服用巴必妥酸盐，可是，当炸弹落得太近的时候，药力就失去了，我没法放松。我没法休息，没法睡眠，”55岁的伊安娜·尼古拉耶芙娜(Ianna Nikolaivna)2月末在一个寒冷而晴朗的日子里对美国之音(VOA)记者说。
只有两千人还留在顿涅茨克州的纽约，伊安娜是其中之一。另外一万人已经离开了城市。这是一座典型的苏联式城市，也是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还是一座典型的乌东城市。
“当城市改名为纽约的时候，我们以为游客会来，情况会变好，基辅终于会关心我们了，”伊安娜在如今只有她和一名邻居居住的楼前对记者说。“可是，我们得到的只有战争，到头来，纽约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只是悲伤和破坏。”
消息是在2021年7月开始传出的。老名字诺夫戈罗德西克被改掉了。他们决定放弃这个俄语地名。这座有一家以克格勃创始人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命名的化工厂的小山城有了新的名称，叫做纽约。
根据官方说法，城市易名与历史有关。最早把这座城市命名为“纽约”、也就是“新约克”的是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带来的德国人。随着苏联的崛起，这座城市有了一个俄罗斯名称：“诺夫戈罗德西克”、也就是“新城市”。
但这只是官方托辞而已。当地民众希望吸引世界的注意力，包括西方和基辅。自从2014年顿巴斯爆发分离主义战争后，这座城市觉得受到了遗弃。顿涅茨克是顿巴斯地区的一部分。
“他们想显示他们是乌克兰人，不想跟分离主义分子有任何瓜葛，他们不支持俄罗斯，”失业司机尤里(Yuri)站在市政厅领取捐助的小队伍中对美国之音记者说。“他们以为他们能得到支持，拿到资金，还会有游客来体验顿巴斯的纽约。”说到这里，排队等待领取物资的其他男士们笑了起来，尤里也笑了，然后又变得神情严肃。他说：“到处走走看看吧，什么都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新东西来到这里；这里只有苦难和破坏。”
一开始，顿涅茨克的纽约确实吸引了注意力，甚至得到一些支持。城市博物馆被翻新了，还有翻修公路、扩宽街道和修建一所新学校的承诺。有些人甚至相信，工厂的旧烟筒又会冒出浓烟，污染天空了。
人们的期待曾经如此之高，就在战争开始前三个月，市政府还组织了一次纽约马拉松。那是2021年的11月，周围的战事在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在那些深秋的日子里，战斗鲜有发生，枪炮声归于寂静。希望之光仍在闪烁，就像美国的纽约时报广场的霓虹灯一样。然而，在顿涅茨克的纽约，那场马拉松只有五名参赛者到场。
盖莉娜(Galina)是一位小镇女性。她43年前出生在诺夫戈罗德西克郊外的一座村庄。那时，这里的所有一切都是庞大帝国的一部分。“在苏联时代，工业在运转，人人有工作，我们生活得挺好。我还记得，我们生活得挺好，”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她带着记者参观了一个六平方米的存放马铃薯的地窖。她身边是五个孩子中的三个：11岁的马克(Mark)和弗拉基(Vlad)，还有9岁的叶丽塞吉(Yelisej)。自从两个月前一枚炸弹落在后院之后，他们就一直生活在地窖里，恐惧地拥挤在一起，用烛光照明，靠小煤炉取暖。
“我曾经相信事情会变好的，变成纽约会让他们注意我们，我们就不会总是......”泪水涌到了盖丽娜的脸颊。在孩子面前表现出痛苦，似乎让她觉得耻辱。但是她还是忍不住，再次哭了起来。“我们困在这里已经30多年了，自从苏联解体后，就没有人再关心我们了。”
盖丽娜是记者在市政厅食品分发队伍中见到的尤里的妻子。尤里也怀念那段他们几乎没有多少亲身体验的时代。老一辈总是说，那个时代这里的生活是最美好的。“我们的希望在1991年就开始死掉了；这就是真相，”他指着俄军目前所在的位置说。
这个纽约市位于一座小山顶上，可以看到格尔洛夫卡的郊外。那座城市在俄军统治之下。“他们在那里，”他指着地平线上的建筑对记者说。“那里的人一定也跟我们这里的人一样在受苦。”
伊安娜不认识尤里、盖丽娜和他们的孩子。但是她说，她理解为什么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会怀念一个在全世界都以统治残暴和生活艰苦而知名的政府，这个政府在1930年代的大饥荒时期曾经残酷地对待乌克兰人。
“任何40岁以上的人都怀念苏联时代；这是一座矿区工业城市，”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工作是艰苦的，但是有好回报。工资好，住房好，各种服务也运转有效。”她的丈夫曾在一座煤矿度过了部分生涯，直到一次车祸让他失去了一条腿。她曾把毕生的努力献给了市图书馆。
他们的优越生活被1990年代从东到西席卷各个前苏联共和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打断了。她说，改革使他们陷入了贫困。如今，战争又把他们推向苦难。
“我们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没有气，”她说。“今天我们运气不错，因为天气好。我们可以走出去散步，不必整天呆在冰冷的室内。”
一声巨大的爆炸惊着了伊安娜。她平静了下来，并说：“我就是这样：每次我听到巨大声响，就会跳起来。可这次是炸弹，我们还是去地下室吧，落得太近了。”
在市政厅，奥莱娜(Olena)已经不在乎炸弹声响了。她说，爆炸这么多，这么频繁，已经没有理由担惊受怕了。“全凭运气；我们无能为力，”她说。
在记者采访纽约这天，她是唯一在工作的市政府雇员。她在这天照顾那些冒险走上空荡的街道前来领取志愿者捐赠的物资的民众。
她的桌子上有一面孤零零的乌克兰旗帜，似乎在挑战那些觉得这里在苏联时代一切都如此美好的男子们。当他们嘲笑城市改名的时候，她没有跟着笑，对记者与回忆苏联时代的居民们的交谈，她似乎也不怎么关心。
在短暂休息期间，她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虽然发生了这一切，但她仍然留在纽约。“我有种感觉，如果我某天离开了，我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这一辈子打造的一切都会毁掉。我要留下来。毕竟我是纽约人嘛！”她说。自从遇到记者之后，这是她第一次面露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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