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在香港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曾经是个遥不可及的词语，可是自从2019年香港政府以强硬态度将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士扣留，以及2020年通过港版国安法，以国安法将异见者判监后，不少人突然成为“政治犯”。
数年过去后的今天，部分“政治犯”已经出狱，不过重投社会后他们才发现一切都不再一样了，犹如从小监牢移到大监牢，而且从内到外受到的精神压力，更是局外人无法想象和体会的。
在美港人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在今年5月发表数据，指截至今年4月，香港政治犯人数增至1,841人，除了中共政府和香港政府高调处置的政治人物，包括占中行动发起人戴耀廷、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君等，此外还有记者、律师、教师等来自各行业的反对者，当中多数人年龄不足25岁。
而且“未审先囚”的情况相当普遍，例如戴耀廷等人因民主派立法会初选触犯国安法，在2021年2月被捕，称为“47人案”，被捕人士一直被拘留在狱中超过3年，及至今年5月，其中45人才被宣判罪成，但目前仍在分批上诉阶段，连判囚多久都未有定案，离开囚牢仍遥遥无期。
在狱中饱受精神骚扰
香港左翼民主派政党社会民主连线（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嘉发，虽然仍然免于牢狱之灾，不过由于他跟其他仍未被起诉的党友，仍然坚持在闹市摆放街站，就争议政治议题公开发表意见，有时也会发起群众运动，例如在5月“47人案”宣布判决当天，社民连原定计划聚众在法院外声援，周嘉发和党友却因此被政府当局扣留逾三十小时。类似这样的扣留，周嘉发和他的党友们最少已尝过数次。
周嘉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透露在羁留室虽没有遭受警员的严刑逼供，但也遭受不少精神方面的不友善对待。他说：“大部分在扣留的时间是无事可做，但他们就是刻意拖延，甚至只是一张A4纸长度的拘捕人通知书，也要在我面前至少读两次，摆明是拖延时间。
在扣留期间会担心，因为不知道当局会否控告，若控告又会被控什么罪名，令我感到彷徨。而且他们会限制我与外界沟通的权利，犹如与世隔绝，征求法律意见和亲友协助都被禁止。甚至有时是在被打至片体鳞伤之下被扣留，那时已经被胶带勒住很久，但警员没打算为我剪开。另外，羁留室一直亮着大白光灯，虽然可以用毛毯盖着双眼，但毛毯的卫生情况就可自行衡量。”
周嘉发续称，现在如果在街上见到警员，也会因为在羁留室的不快经历而有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对被囚禁多时的党友到底承受多大的精神伤害，实在是不敢想象。
出狱后难以重过正常生活
除了精神压力，香港政治犯在出狱后，也无法重过一般人的生活，甚至身心都继续被囚，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而已。例如同属社民连的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皓桓，在2021年因被判未经批准集结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结罪，而被判囚18个月，及至2022年10月获释。不过出狱后由于留有案底，尤其背负“政治罪行”令他一直无法找到全职工作，也因为业主害怕他的背景而不租房给他。为了不再受政治狱影响日后生活，陈皓桓选择低调生活，也婉拒来自传媒的一切访问。就算另一名社民连成员黄浩铭获得保险从业员牌照，成为“专业人士”，也没有保险公司愿意雇用。至于社运案独立社工刘家栋，出狱后无法再于社福界立足，只能改以独立身份协助同样因政治狱受影响的释囚重投社会，可是当美国之音记者希望接触刘家栋的时候，他却以“不可抗力因素”为由拒绝受访。
网台前主持，绰号“杰斯”的尹耀升，由于在网台节目发表“前特首林郑死全家”等言论，所以被控煽动及洗黑钱罪被判入狱32个月。刑满出狱后，“杰斯”曾表示香港是家所以无意移民，可是他很快发现香港已容不下他，例如每天都被三群人跟踪监视，连开银行户口也不得要领，所以最终决定移居加拿大。他的前网台拍档，现在也已移居台湾的时事评论员桑普，坦言“杰斯”虽已远离是非之地，但心灵已因政治狱而受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有一段时间失眠，还会发恶梦，会想起很多以往的事，这些情况到现在还会间歇出现，他甚至还要接受心理咨商。在他坐牢时所受的最大精神伤害，是一直不知道还要被囚多久，直到获释前一个月，才被告知下个月就可出去。幸好我看到从前的他还在，仍然敢于为不公发声，没被牢狱之灾磨蚀。”
政府意图一网打尽
有分析人士会将2019年后的政治狱，跟香港在1967年港英政府监禁左派人士的情况相比较。不过桑普严正反驳这些论调，最主要原因是“六七暴动”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延伸，跟2019年后的反修例运动所追求的南辕北辙。而且当年港英政府和现在的特区政府对异见者的处理手法也大不相同，他说：“港英政府是点到即止，中共政权却是要一网打尽。港英政府只会拘捕一小撮人，也不会设立一整套计划进行整治工作。而且港英政府对当年的暴动者判罚不多于3年，相反光是“47人案”的被告，未审先押超过3年，更多抗争者可能将面对10年、20年甚至是无期徒刑。”
香港政府近年不断以政治因素拘捕和监禁异见者，不少分析人士皆指出这对整个社会造成重大伤害。前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坦言除非政府能在监禁过程中成功将政治犯全面思想改造，否则就算出狱后开口认错，他们的内心还是不服，而且当中有不少是专业人士，要统战收编他们都很困难。对于为何香港政府近年这么积极制造政治犯，钟剑华认为是中共政府和特区政府都有意为之。
“北京或落下一些指示，或策略上有些建议给予特区政府，至于要开枪射谁，特区政府就有讨论空间，要做得多尽就视乎特区政府想达到什么个人目的。特区政府管治团队的人时常要公开表忠，甚至讲话比共产党干部更狠，是因为他们认为说了没有坏处，中共政府也不会反驳，反而有机会吸引中共政府注意，”他说。
对香港问题有深刻研究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则以台湾在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政治犯遭遇作为例子，对香港将来的情况作出推断。他告诉美国之音：“国民党政府针对政治犯，在更生特别是再就业方面设立很多限制，也会随着政治犯到哪里就业，就将政治档案送到哪里，让很多机构不敢雇用他们。另外亲人也会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要避免当局连坐审查，或是知情不报会被拖累。这些人际关系上的孤立，比职场上的孤立带来更大的心灵伤害。还好当时有几个企业，比如是台塑和大同公司，都对政治犯带来很多帮助。”
曾建元续称相比起威权时代的政治犯惨遭众叛亲离，香港人普遍对近年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而坐牢的政治犯多一份同情和尊敬，如果亲友和社会能够对政治犯给予更多支持，有助化解政治犯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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