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独立记者正面临香港政府的新压力。香港一年来的变化动摇了香港媒体，让人更加担心被驱逐或逮捕。
香港去年实施国安法以来，支持民主的运动受到了打击，数十名活动人士在2019年大规模示威后被指控。
国安法也被用来压制媒体自由，最近的案例凸显气氛对新闻业者来说已经变得如何的恐怖。
受到恐吓
彭博观点编辑和专栏作家马修·布鲁克（Matthew Brooker）就因为9月份的一篇文章而在上个月而成为目标。布鲁克在文章中说，由于缺乏竞争或参与，即将到来的香港选举“毫无意义”。
这是因为北京3月份通过了立法会改革，目标是确保“爱国人士”治港。改革把立法会的直选议席减少到20个，把由一个亲北京的委员会挑选的议席数量确定为40个。
竞选拉票过去通常是香港的振奋时期，民主派活动人士会积极投入。如今几十位政治人物面临国安法指控，民主派团体和选民都不会参加。
香港政府政制和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Erick Tsang）不喜欢布鲁克的报道。他在威胁信中说，专栏观点“缺乏根据”，并指责布鲁克“制造恐慌”，称布鲁克试图抹黑香港的选举制度，“极端可悲”。
这凸显香港政府与媒体关系的紧张。当地媒体报道说，香港当局仅在2021年就向当地和外国媒体发出了至少130封信，多数是对涉及国安法后果和选举制度改革的报道表示反对。
政府的香港电台（RTHK)通过行政变革重塑了内部结构，包括取消节目，导致被批充当国家宣传工具以及员工出走。
支持民主的报纸《苹果日报》（Apple Daily）在开办24年之后被迫关闭，在此之前，该报的高管、包括创始人黎智英（Jimmy Lai）被捕并按照国安法受到指控。
香港记者协会（HKJA）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政府压力。当局声称该协会有偏见。
签证游戏
记者们继续留在香港也面临困难。《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中国事务记者黄淑琳（Sue-Lin Wong）上月延续她在香港的工作签证时被拒。
《经济学人》总编詹尼·明顿·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在一份声明中说，拒签没有理由。她说：“我们敦促香港政府继续允许外国媒体进入，这对香港的国际城市地位至关重要。”
由于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贸易和新冠病毒来源等问题的分歧，澳大利亚公民黄淑琳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牺牲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Carrie Lam）说，签字申请是由香港的移民当局决定的。
但是林郑月娥随即又提到了她本人的情况。她证实她入境美国的签证被拒。由于国安法，美国在2020年8月对几名中国高层官员实施了制裁，制裁对象包括林郑月娥。
黄淑琳不是被拒签的第一位外国记者。《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的马凯（Victor Malle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储百亮（Chris Buckley）和《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的麦固仑（Aaron McNicholas）都在近年来被拒签。
以为因为担心被当局打击报复而要求匿名的国际记者说，黄淑琳签证被拒的理由缺乏明确性，这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里的红线每改变一次，都被迅速地常态化。感觉上，香港没有面临镇压，但实际上却完全转变了。”
他说：“我觉得，不管是什么理由，把《经济学人》的一名记者赶走，这意味着他们会驱逐任何组织的任何人。看来他们不再在乎国际社会的想法了。”
香港外国记者会（FCCHK)已要求当局澄清记者黄淑琳签证被拒的原因。最近该组织的调查发现84%的受访者认为香港的媒体环境自国安法实施以来已经恶化。
界定“假新闻”
香港有可能推出“假新闻”法，这也令记者们感到极大关切。
政府官员放出口风说，有可能制定一部法律，对虚假信息、网络人肉搜索和未经证实的报道进行监管。不过，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John Lee ）已表示立法将是最后手段。
瑞典《每日产业》（Dagen Industri）亚洲事务记者约翰·尼兰德（Johan Nylander）对美国之音说，假新闻法将制造“危险的局面”。
他说：“他们决定什么是‘假’......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东西、任何从北京视角来看是敏感的东西，特别是台湾、病毒溯源、与政治人物有关的风流事件，还有经济数据，——这是我所交谈的银行首席执行官们担心的事情。”
对新闻业者的监视已经在加紧了。香港土地和公司注册处如今要求用户在查询数据时提供更多的个人信息。这导致记者们担心，当局可能会利用他们提供的个人信息来对付他们。
今年4月，香港一家法庭裁决香港电台制片人蔡玉玲（Bao Choy）在获取2019年香港元朗袭击事件信息时犯有做出虚假陈述的罪行。
蔡玉玲使用那项信息制作了一部得奖的纪录片，调查香港警方在元朗事件中的反应。在那次事件中，身穿白衫、手持武器的暴民攻击了抗议活动后回家的民众和通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