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移民海外的数十万香港人中，包括了一位被这股巨浪卷到英国的“生命意义”大学教育工作者，陈智豪副教授。在香港这个严重被物质蒙蔽、利欲薰心的社会中研究“哀伤”并且教导“面对死亡”，本来已经是一门冷门的学问；但讽刺的是，当感觉到研究2019年社会运动后年青人的哀伤也可能出现危险后，他也被无情巨浪卷到英国，将他原有的专业“意义治疗”知识，渡人自渡，继续寻找生命意义。
正值香港各界热议最新施政报告如何更好地吸纳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本地年青学生就读大专院校之际，一份香港传媒或可能故意遗留、或不敢报导、甚或认为没有新闻价值的最新学术研究却揭示，最需要关心的，其实莫过于2019年社会运动过后的香港本地年青人。
受访青年经历哀伤、失落、愤怒，感到香港社会荒谬。研究报告作者，毕生从事“哀伤研究”的前香港中文大学社工系学者陈智豪副教授(Dr. Wallace Chan Chi-ho)直言，当一个社会“变态”至哀伤的权利也被剥夺时，寻找生命的意义，便显得更加重要。
发表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后年青人心理研究 呈现集体哀伤情绪
现职于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社工学系(Northumbria University Newcastle)的陈智豪副教授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除了介绍他这份题为Loss of Hometown: Young Hongkongers' Collective Grief following the 2019 Social Movement《失去故居：2019社运后香港年青人的集体哀伤》的研究报告外，也详细谈及他个人对当今香港社会心理状况的看法。
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任职的陈智豪副教授于2020年初孕育了奇想，将他一直以来研究有关丧亲与死亡等的哀伤议题，引伸至参与过2019年社会运动的年青人身上。他希望将自己在 “哀伤与失去”(Grief and Loss)的专业社工知识范畴，贡献一己力量，为这场运动过后社会上发生的转变，留下印记。
社工学者也有社会角色 研究社运后年青人贡献一己之力
他说，当年社运过后，他在大学里工作每天接触很多年青大学生，均看见感受到他们的哀伤，他自己个人也为着社运这事哀伤之余，发现了在受访年青人中的哀伤与生命意义，不只限于烦尘俗世，也涉及到他们认为香港的“死亡”。
陈智豪副教授首先说：“我会发现，其实原来不只是死亡，才会带来那份grief and loss(哀伤与失去)，而是可能很多无形失去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为我们带来很多很深的感受，很深的哀伤。于是我突然之间就对自己说，因为当时很有趣，有个这样的想法，可能在这个(社会运动)事件当中，可能律师有律师的角色，可能甚至乎科学家有科学家的角色，他会解释催泪弹的成份，有不同范畴的人都会在这个件事里面。”
结论：“香港不再是香港，香港已失去香港原有的元素”
这份于9月11日刊登在学术期刊“Journal of Loss & Trauma”的研究报告，引述一位19岁名叫Gwyneth的受访年青人，认为香港的“名存实亡”在于香港已经失去一切所拥有的核心价值，包括以往可以讨论“香港独立”的自由。
这次研究一共深度访问了16位经历过2019年社会运动的年青人，过程中陈智豪副教授详细了解他们的感受，他们并且得出结论认为“香港不再是香港，以及香港已经失去了香港原有的元素”。报告总结了受访问者经历了悲伤、失落、无助与愤怒，甚至感觉到生活在荒谬的社会中。
老练哀伤学者反被哀伤击败 反问是我疯了 还是社会疯了？
在其生涯中曾经在香港宁养医院实习，陪伴末期病人走最后一里路，毕业后在医院老人科及纾缓治疗科任职社工，作末期病人和家属的心灵摆渡人，陈智豪教授面对死亡、临终与丧亲等议题，可谓驾轻就熟。尽管有过陪伴大量病人在生死边缘挣扎的经验，面对与处理过无数哀伤，但这次面对受访或参与过社运的年青人时，这位老练的专家显然还是招架不住，被哀伤击败，使他流泪，内疚与自我反醒。
陈智豪副教授叹息地说：“我记得我一边做研究，我听着那个年青人分享，他/她一边说，一边哭；我也一边哭。是的！我时常都问自己是否疯了？当我做完这个研究，我一边听录音，我要做transcript(记录副本)去听录音，去做分析。我一边听，一边流眼泪。我从未试过做一个研究，要做到这样，我去分析这研究，与别人去分享我个analysis(分析), 大家去倾谈，一边说，一边流眼泪。你便知道，是否我疯癫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赞扬受访青年有理想与热爱香港 担忧学术自由最终离开香港
陈智豪副教授对社会的质疑，源于他看到了这群受访年青人对香港的深厚热爱。他诉说，他们全部都是一些很好的年青人，是一群很有心、很有理想的年轻人；但是他们正在经历一些很辛苦的创伤，需要面对不是一般人需要面对的一些经历。他理解到，当年社会运动当中，不同的人各有难处。他更反问自己，为何要这群年青人承担这么多苦难？作为一个成年人，一位老师，他又可以如何陪伴他们？他承认自己有过很多的反思，有时候有很多的无力与内疚。
在“港版国安法”于2020年6月30日生效实施前，陈智豪副教授向自己任职的中文大学社工学系申请进行研究并获得批准。他当时的想法单纯，只是认为自己正在进行社工知识范畴的哀伤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推进接近完成，他开始意识到，他的研究也承载着一定的风险。
陈智豪副教授继续说：“原来，我突然间好感受到那种，原来我也会去担心学术自由，我也会担心我发布这些研究结果，有没有危险的？其实那一刹都颇震撼，或者其实回来说是一种内心难过，当一个很不政治的一个人，突然间也会感受到，原来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一种重量(风险)，或者一种担心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我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一个香港人，一个普通社工老师，一个学者，但去到那一刹，原来我开始感受到，原来这个研究里面的东西，可能都有一定重量(风险)，那一刹是很特意的一种冲击或者一种难过，为何我会走到这一个这样的地步？”
离港移英为要真诚生活 不想虚伪教学下去
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强调，他无意猜测倘若“港版国安法”通过后才申请进行相关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会否继续批准。他续说，学术自由固然重要，不过意识到这次学术研究的危机，并不是他唯一随后离开中文大学的决定因素。他今天将人生舞台转战到英国，在英国诺桑比亚大学社工学系任职，继续从事哀伤研究工作，是因为他要每一天真诚地过自己的生活。
陈智豪副教授说：“这是我离开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因为我从来，在我的教学里，我教导我的学生，真诚是很重要，但是当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再好真诚地去生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教学会很虚假，很虚伪！如果可以这样说的时候，我很想，我依然可以很真诚地去过我的生活，当你发现一个地方很多样东西-是非黑白，已经很被扭曲，又或者甚至乎我会去想像会否有一个moment(时刻)，我不能够很自由地去决定我是否去做某一件事情，这些都是我一个很大的concern(关注焦点)。”
哀伤也可能会触犯法例 哀伤的权利也失去
陈智豪副教授发表研究报告的同时，指出其结果不能随便推论今天仍在香港生活的年青人对生活的荒谬感有多普遍；但他相信眼下有一部份香港年青人的情绪问题，不仅需要心理辅导，还可能需要精神科、甚至是医药上的支援。他指出，其研究希望带出的讯息是，并不是等待至极严重的情况，社会才需开始关注这群年青人，他们每天都受到这一份很沉重的哀伤影响，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不过，要表达哀伤，在今天的新香港又谈何容易？陈智豪副教授认同记者举出的例子。当于2021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纪念日在港岛闹市铜锣湾袭击警员的社运支持者- 梁健辉，被香港当局标签为“孤狼恐怖袭击者”后，摆放鲜花表达哀伤之情，也可能会触犯“煽动暴力罪”及“国安法”，个人情绪的表达在当今新香港的社会中，也可能是有代价的，更枉论探讨能否寻求心理辅导的可能性。
陈智豪副教授说：“我同意的，即是说，当我们不能够去表达那份哀伤的时候，其实更加难去处理。在我们自己相关学术上有个term(辞汇)，我们会形容一种叫做disenfranchised grief，即是不被允许的哀伤，不被允许的哀伤，即是说我们有时候连哀伤的权利都被剥夺，即是不应该哀伤，不值得哀伤！”
在悼念“梁健辉刺警案”中，感激他为香港作出“牺牲”的4名香港大学学生，较早前承认交替控罪“煽惑他人有意图而伤人”罪。主审法官谢沉智慧判4人入狱24个月。
意义治疗源于奥地利精神科医生
陈智豪具备意义治疗(logotherapy)认可资格的专科学问，是由奥地利犹太裔精神科医生弗兰克(Viktor E.Frankl)所创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弗兰克被关押在集中营受尽磨难，努力生存为求一天能与亲友重聚，以医学知识帮助囚友，希望在苦难中觅得生命意义。
可惜，弗兰克医生在1945年获释后，才知道父母、妻子和朋友相继在集中营丧生出。他回顾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撰写了《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一书，引用了尼采的名言：“晓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忍受得住。”他战胜悲痛，继续努力生活，到世界各地推动意义治疗，在六十七岁时考取飞行员驾驶执照，到了八十岁仍攀登阿尔卑斯山。
香港社会高度物质功利化 陈智豪副教授认同少数人思考生命意义
对于一向着重功利的香港社会，了解苦难与寻找生命意义，可会是大众的共同话题？陈智豪副教授这位意义治疗专家承认这从来不在香港流行普及，更自嘲可能患重病的人才会思考这议题。但目前部份香港人感到社会上的荒谬感，又可会正正是源于他们从不想过香港的“急速恶化”，不曾想过乱世中可能会出现如弗兰克医生遭遇的集中营境况？这数十年来香港人从未想过苦难，更枉论有兴趣尝试了解生命意义？陈智豪副教授认同香港社会高度物质化，大家人生顺境时，极少思考这些哲理；有人甚至觉得他移居英国是疯癫与荒谬，但这才是他真正回答了自己的生命意义所在。
陈智豪副教授说：“是的！我觉得，所以更加就是，当我们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我们很繁忙，或者好物质的一个社会当中时候，我们其实遗忘了(人生意义)那些部份，但当在一个特别在当今世代当中，这些东西，重新浮上(表)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其实问自己，其实我最终所追求的是些什么？……我想也没有想过，我今天会来到这个地方(英国)，但在2019(年)之后我真正问自己，我最终我想我的人生，是一个过一个怎么样的人生？什么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我于是我就去回答自己，我想真诚地生活，这是我想追求的一样东西。More than(多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收入，我有一份好稳定的工作。”
移民潮下年迈父母被遗留在港 教授呼吁应正视问题根源
2019年社会运动过后以至2020年中“港版国安法”实施所引起的大型移民潮，造成大量家庭离散，部份年迈长辈被抛弃留港，这些现象也难免造成巨心理大创伤。子女或因政治原因，决定永久不回香港。在陈智豪副教授眼中，香港政府或民间社福机构固然应尽早展开相关社会服务，让老人家在心理上减轻一点痛苦，接受子女不能陪伴终老；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不只是处理这些老人的孤单寂寞，而是要正视承认问题的根源，为何有这么多人会永久离开他们土生土长的地方– 香港，会宁愿被视为大逆不道，抛下亲生养育他们的父母，从此终生分隔异地。
陈智豪副教授说：“我们是否acknowledge(承认)这群人的离开？其实可能背后有很多因素原因影响，甚至很现实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忧虑恐惧，所以可能有一群人永远都不会回来香港。是的！有很多这些因素，我觉得是的，需要有很多，两方面都需要去处理。老人家那份难过，离开了的子女，你问他们，其实可能也带着很多内疚、很多这些东西(思绪)离开，当我们想像我们不能够，当我们爸妈百年归老，我们不能回去探望他们，其实很多伤心难过，又或当我们不能够做到我们子女照顾他那份责任，也有很多内疚。”
在英重新上路善待自己 要懂得真诚接受当下的自己
渡人自渡，换了跑道的陈智豪副教授在新的人生轨迹上，继续重新看待自己的角色，希望在这“生命教育”议题方面，以个人的经历，去唤醒大众，要从悲伤中善待自己。
陈智豪副教授说：“我仍是我，我仍然相信自己，当我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仍然相信，人生依然是有意义，当我在这一刻，我离开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地方，我要面对很多新环境，我仍然相信我迎接的人生当中，会是有意义的。于是，我想身体力行，我想我与大家一起，我想对大家诉说，我仍然在寻找，我仍然在努力当中。”
如这位教授所说，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过份苛责自己，无需过份内疚。他提醒记者自己身边的一张提示卡，倘若真的未能好好计划每一天过得有意义，或许能做到：醒来起床、生存、再上床休息，已经很足够！他强调，这不是时下流行的“躺平”，相反，而是要接受自己不能一下子处理解决所有问题，能活下去已很好，最重要是真诚接纳当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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