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谈谈您自己当时在抗战时候的经历。您说您是在抗战第二年从军校毕业的。请说说您个人的事迹？
郝柏村：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军校还没有毕业。八一三上海作战呢，我们学校向江西迁。迁到四川去。我们因为提前几个月毕业，就没有到四川去毕业，我们在武汉毕业。1938年元月20号。我们同学好多毕业没几个月就阵亡了。我是个在不幸的时代中最幸运的人。我守广州去了，我自己也受了伤，很快好了没事了。1939年，我们发动冬季攻势，到安徽去发动攻势。当时我才20岁，我是小排长。抗战胜利，我到驻印军去，我才是连长。
记者： 所以您在印度待过。
郝柏村： 在印度待了一年。
记者： 您和陈鸿铨本人认识吗？
郝柏村：陈鸿铨是空军的。 他是去印度受训。我们是在印度一个军事基地。当时我们有两个师，三个炮兵团，一个工兵营，都是美式装备，都是美军和我们一起训练的。
真正的八年抗战的美援，对我们陆军的美援就是驻印军。对空军也是有的。要援助我们几十个师的装备，但是抗战就胜利了，日本人就投降了，根本没来了。
我们牵制日本的军队，贡献很大。我们的战场，东西三千公里，南北五千公里， 我们的战线一万公里，人员的伤亡有两千万人，军队同老百姓。我们这个战场的面积是五百万平方公里。
记者：中国是整个二战当中伤亡最惨重的吗？
郝柏村：比苏联少一点。在苏联之后，我们牺牲最大。将领，我们牺牲得最多，牺牲了200多将领，两个集团军总司令，8个军长，20个师长。英法美很少有牺牲这么多的。
记者：抗战八年胜利了以后，您能描述一下中国的庆祝场面吗？
郝柏村：抗战胜利，我在重庆，我在陆军大学当学生，从印度回来，上陆军大学。陆军大学是我们专门研究国家战略战术的，对于军官来讲，相当于博士学位。
当时当然是欢欣鼓舞了。我们把所有的信号弹哪，炮竹啊，都放光了。委员长广播以德报怨的时候，我也站着，看着。我当时也是个小萝卜头。
中华民国当时是四强，当时还没有五强。法国是最后把它托进来的。法国打仗的时候它投降过的，根本不能算是战胜国。所以真正打到底的，只有我们中美英。
苏联打日本是投机。它宣战一天 ，日本人投降。但是这是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也是蒋委员长一生中很大的一个错误，接受了雅尔塔密约。这是中国以后的不幸的开始。
记者：蒋公在他的日记上心情怎么样？
郝柏村：他是高兴。但是他内忧很多。内忧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问题了。抗战期间，一个是汪精卫投降，一个是国共的摩擦，给他非常大的煎熬。但是我们不能一面抗战一面剿共啊，不能，所以对共产党都是忍耐退让。最后就是黄河北岸交给中共。
蒋公就记下来：胜利以后，我们说的困难，八年抗战的残破怎么恢复，中共的问题怎么解决。他没有像我们一般欢欣鼓舞。他知道未来的趋势。包括那时候的苏联，苏联都侵略新疆啊。
苏联侵略新疆的时候，我们在重庆报上都看不到。因为这消息都封锁了，怕影响士气。苏联那时候讲是朋友，它支持维吾尔人独立啊，新疆搞疆独啊。
（本文根据采访录音记录和整理而成。听写和记录者：实习生陆永是。编辑整理者：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