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因纽约前警察梁彼得执勤期间意外射杀黑人青年阿凯·格利被判罪而引发华人社区情绪激动的反应和＂维权＂游行总算消停下来。还有一个月，法官才会对梁彼得判刑。我们应当利用这段冷却期，理性地审视和思考一下此案，或许有利于华人未来在美参政、维权活动。
我认为梁警官、他的律师团队及其支持者在本案中犯下一系列错误，导致今天他本人被定罪、黑人和华人种族对立以及华人社区分裂的结局，部分华人的“维权”活动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有损华人形象，帮了梁警官的倒忙。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现将其主要失误分析如下：
错误之一：无视人命
梁警官及其支持者最大错误莫过于无视他人生命。
先让我们从法律上来说起。一般构成二级误杀罪有三个要件：第一，是行为人的行为导致某人死亡；其次，死亡是行为人无视人的生命安全鲁莽（recklessly）行事所致；第三，行为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其行为会威胁到他人的生命。毋庸赘言，第二个要件是这一误杀案的关键，即梁警官是否鲁莽行事，导致格利的意外死亡。纽约法律将“鲁莽”定义为行为人知道、并有意识无视重大和无正当理由的风险，从而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
我们知道，平克公租楼（the Louis H. Pink Houses）是政府为低收入家庭安排的公共住房，虽然犯罪率高，但主要居民是少数族裔老年人。为了保护居住在纽约300多个公房项目中40万低收入居民的安全，纽约警察局每天派出2千名警员，进行“垂直巡逻”（即乘电梯到屋顶，然后从楼梯间走下，一层层楼道查看），其中包括平克公租楼。梁彼得警官的证词显示，他在该处及类似的公租楼执勤数百上千次，所以并不是像其支持者声称的是一个毫无经验的菜鸟。因此，他知道无数无辜民众会使用楼梯上下出入，在未面临危险时，不应掏枪。
对于警员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掏枪，纽约警察手册故意规定模糊，让警员根据情况自行决定，但原则是要在面临危险时才掏枪，而且掏枪之后手指不能置于扳机上，必须搁在枪身，防止走火和误杀。只有在面临即刻危险时，才能将手指置于枪机，射击来进行自卫和保护他人人身安全。
有人走上公租楼梯间是很正常的，并不存在危险。可能有人会质疑这一说法，因为一般都会乘坐电梯上下出入，电梯出故障时才会用楼梯间，这样的大楼楼梯间不是正常人来人往的通道。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没有在纽约公租楼住过的缘故。据在那里生活过的居民称，平克公租楼内的电梯故障频发，又小又慢，又破又烂，又脏又臭，甚至难以下足，还时常遇到歹徒，跑都无处跑。相反，使用楼梯间速度快，空间比较宽敞、干净，遇歹徒有回旋余地，还能健身，所以相当多的居民选择使用楼梯间出入。格利和他女朋友本次就是因嫌电梯太慢而徒步上楼而引发这场悲剧的。
虽然第8层至第7层的楼梯间昏暗，该处日光灯出了故障，只有一端发出暗淡的光亮，但是两位警员都配有警用手电。梁警官的搭档兰道作证称，他并未意识到有任何危险，也未掏枪。而梁警官则称听见有人声，他左手持枪（梁系左撇子），右手拿手电，用右肩撞开门，旋即手枪击发。第8层至第7层之间的距离很短，只有14级台阶。梁声称自己的手指并未放在板机上，射击是因为枪走火的缘故，子弹打在水泥墙壁，反弹凑巧击中格利心脏。
但是，我们知道，纽约警察局为了防止警员走火或无意扣动扳机，规定扳机的扳扣力是12磅。有枪支常识的人都知道格洛克（Glock）19型手枪因机械故障走火的机率几乎等于零。一般市面上的这款手枪只有5.5磅的扳扣力，而为纽约警察特制的手枪，扳扣力增加了一倍以上，不太容易扣动扳机。
梁警官当时手指放在哪里是本案依法定罪的关键。专家在庭审时证明，手枪走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如果手指置于枪身，很难拨弄到枪机。陪审团耗费了17个小时进行审议，作出有罪认定，但在第一轮投票中，陪审员就此问题出现分歧，10名认为有罪，2名并不肯定。陪审团为此又特意调来梁警官的手枪，每个陪审员都亲手试了扳机的力量，最后才一致认定梁警官的手指是违规置于扳机上的，他未对法庭说实话，因而构成了鲁莽行事导致他人死亡的误杀罪。
这跟驾车压死他人的误杀案类似。尽管肇事者不是有意致死他人，法庭和陪审团仍然会根据情节，决定重刑罪（felony）或轻刑罪（misdemeanor），有的州甚至会将交通事故肇事者判处谋杀罪。谷歌公司的一位员工在非超车道高速超车，导致两名儿童死亡而被加州于2010年以谋杀罪定罪，判处有期徒刑23年。
通过这个案例，我要重点指出的是，梁警官及其支持者力图用"失误”一说来淡化其剥夺无辜他人生命的行为，有的支持者还引用美国车祸致死只有民事责任来类比此案，这是不对的，因为意外事故致死他人不是免除刑事责任的借口和理由，美国法律和判例对此有清楚的规定。
梁警官无视他人生命还体现在他在开枪之后，没有按规定马上通报纽约警察总台，也没有呼叫急救车和救助受害者。梁警官在庭审上作证说他当时没有意识到子弹射中人。但这个说法大有问题。梁在8层楼道上就能听到7楼的嘈杂人声，故拔枪而出，又有手电在手，同时格利中枪后慘叫声，与女友一起逃往楼下的脚步声，最终在5楼的倒地声，其后女友哭喊呼救声，以及邻居打电话向911报警呼救声，并在911的指导下让格利女友施行心肺复苏术的对话声，梁警官不可能听不见，因为枪声不会导致长时间失聪，他也不应当没有意识到子弹或许会击中他人。
庭审记录表明，事实是，梁警官并不在意“失误”击发的子弹是否伤及他人，他第一时间所关心的是“我要被炒掉了”，可见他已经意识到子弹很可能击中他人，否则枪械走火不伤人顶多面临记过或其它行政处分，而不会导致解雇的结果。
梁警官无视他人生命还表现在他开枪后不是急于查看子弹是否伤及无辜，而是首先寻找弹壳，不让搭档上报，而要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并与搭档发生争执长达2分钟，还拒绝回应总台的呼叫；待发现倒在5楼血泊中的格利之后，梁警官不是想办法救助受害人，而是在一旁与警察工会代表联系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直到工会代表告诉他可以上报，梁警官才在开枪6分半钟后联系总台，确认开枪伤人一事。梁警官和他的支持者用他开枪后处于“极度震惊状态”来洗刷其不作为，但他与警察工会代表之间的短信联系表明，他在所谓“极度震惊状态”中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梁警官对不救助格利的行为还解释为自己训练不足，不能胜任实施心肺复苏术的工作，但是教过他的警察学院的教官在庭审中反驳了他的说法。
医学专家证明即使及时实施心肺复苏术，也无法挽回格利的生命，因为子弹击中心脏，并坐入肝脏。但是这一后见之明并不能解除梁警官当时对格利的救助职责。对受害人是否积极施救，反映了加害者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程度，他的人性和良知。加害人的作为和不作为及其态度都对陪审团判决有影响。2004年，一名警察在一家公租楼屋顶执勤时，也因惊吓开枪打死了一名黑人少年，由于该处是臭名昭著的贩毒场所，该警员发现自己错误后马上呼救，并积极采取措施施救，大陪审团判定免于起诉，最后纽约市赔偿了200万美金结案。
无视他人生命还表现在梁警官的一些支持者声称格利不是善良之辈，多次因贩毒被捕，言下之意打死他也不冤，而梁警官则很可怜，父母打工辛辛苦苦将其抚养成人，本来前程无量，结果被“种族歧视”断送了。这些支持者忘记了这里是美国，即使罪犯也有基本人权，况且格利在被打死前是个无辜的路人，是两个刚出世小孩的父亲，不管他过去有多少过错，其生命权不容剥夺，他在本案中才是受害者。梁警官虽然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但他远非英雄，而是一个加害者，因为他的失误，一条鲜活的生命从地球上消失了，含辛茹苦的母亲失去了儿子，两个年幼无知的孩子永远也不会再得到珍贵的父爱；然而梁警官本人顶多坐几年牢，还有机会孝敬父母，贡献社会。
这些无视他人生命的做法和言论，以及梁警官自始至终没有向受害人的家人道歉和悔过的事实，让美国主流社会和其它少数族裔觉得华人社区是非不分，自私自利，缺乏人性和良知，实在有损华人形象。华人社区在未来维权中应当特别留意这些问题，纠正因此引发的不当言论和错误。
错误之二：积非成是
梁警官及其华人支持者还错在积非成是(two wrongs make a right)的逻辑思维上，即白人警察致死众多无辜民众而未被定罪判刑，华人警察也不应当被定罪判刑，如被定罪，就是司法不公。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白人协警直接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免于起诉，误伤致人死亡的华裔警员却被送上法庭而且被判有罪。”
这一主张某个错误可被另一个错误抵销的说法，乍一听似乎有理，但其实是相干性谬误（fallacy of relevance），因为两者并不相干，这一论证的前提并不能证明其结论，违法的白人警察未被惩处的错误并不能证明华人警察的非法行为是正确和合理的；事实上，违法的白人和华人警察都应依法受到处罚。
梁警官的支持者竭力将他说成是替罪羊，指称白人将其抛出，来平息黑人的愤怒。我们知道，在圣经中，“替罪羊”的原意是指犹太教徒在赎罪日的仪式上用来赎罪的羔羊。羔羊本身是完全无辜的，被用来代替有罪之人受罪受罚。“替罪羊”现代词义仍然保持了无辜者代人受过的意思。但是在本案中，格利既不是被纽约检察官打死，也不是纽约警察局局长和工会主席打死，而是被梁彼得警官误杀，尽管是无意而为，但是梁警官是过失方、责任人、加害人，难辞其咎，所以他不是无辜的，不应将他说成是替罪羊。
的确，美国执法人员每年都在执勤中打死数百上千名武装和非武装的民众，尽管每个案件的案情不尽相同，但是其中相当多的人是清白无辜的，有的则是罪不当死。执法人员动辄开枪致人于死地，造成公权力滥用，恰恰是美国司法现存的主要弊端，社会、民众和政治领袖人物都已开始意识到这一现象造成的司法不公，正在采取措施予以纠正。
据媒体报道，自2005年至2014年，美国每年平均只有5名警察因执法造成他人死亡而被起诉，但去年迅速增加了3倍多，达到17名，他们中间12名是白人警察，5名少数族裔警察，梁警官也是其中之一。显然不是柿子专捡软的捏，单挑华人警察问罪。梁警官的支持者站在公权力一方，指责美国司法不公，保护白人警察、歧视华人警察与事实不符。
梁案之前，也曾有多名致死人命的纽约白人警察遭到审判并入狱服刑，梁警官并不是像其支持者所说是第一个被定罪的警察。早在1998年，一名白人警察因对一名在街上玩美式足球、失手击中警车的青年锁喉，引发该青年哮踹病急发而意外致死，而被判处7年半徒刑。另一名白人警察因在一次收缴非法光盘的行动中，打死一位不知情逃逸的非洲移民，以二级误杀罪受到审判，陪审团10票赞同定罪，2票反对，陷入僵局。2005年二审时法官因技术原因以较轻的刑事过失致死罪（criminally negligent homicide）判处5年缓刑。纽约市分别赔偿300万美元给上述死者家属结案。
梁警官的支持者引用得最多的两个案例包括与梁案同一年发生于纽约斯塔滕岛的埃里克·加纳“锁喉案”。纽约大陪审团经听证之后决定不对涉案白人警察潘塔莱奥进行起诉，这引发争议。
因为大陪审团的纪录都是保密的，所以我们无从知道为什么他们决定免予起诉，但我们从录像中可以看到非洲裔烟贩加纳被警察怀疑非法卖烟，经长时间交涉，加纳拒绝前往警察分局接受调查，并拒捕。在强行逮捕行动中，因为加纳人高马大，制服困难，潘塔莱奥跳起来勒住加纳脖子，将其拉到在地，锁喉不过几秒钟而已，但由于加纳有严重哮喘病和高血压疾病，倒地后不能呼吸，最终导致死亡。
我认为纽约警察在本案中最大失误是在加纳倒地声称不能呼吸时没有将其扶起和进行及时救助，这是为什么在现场的警察负责人被诉的原因。此案并未完结，联邦司法部正在调查，联邦大陪审团已经开始听证。不过，纽约市已与加纳家人达成赔偿590万美金的结案协议。
另一个被梁警官支持者频繁引用的案子是发生在密苏里州弗格森市非裔青年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威尔逊枪击身亡案。密苏里州大陪审团和联邦司法部分别同时对此案进行听证和调查，得出将威尔逊免于起诉的一致结论，政府还罕见地将所有证词、证据、文件公布于众，以平息骚乱。
从包括在这些文件中的大量证据里，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大陪审团的决策过程是公正的。大陪审团由12名普通民众组成，7名男性，5名女性，包括3名非洲裔人士。
检察官要求大陪审团决定是否有正当理由相信威尔逊有罪，如有，应以谋杀罪还是误杀罪对其进行起诉。
大陪审团在审查证据之后，冒着巨大的政治压力，拒绝了检察官的起诉要求。本案证据和有可信度的证人的证词说明，身高2米、体重130多公斤、远比威尔逊强壮、当时有犯罪嫌疑的18岁少年布朗先是出言不逊，然后将威尔逊堵在警车里实施攻击，并企图抢夺其手枪，威尔逊感到有生命之虞时，开枪击发两弹，布朗逃离现场，待到威尔逊下车追击时，布朗返回向威尔逊冲来，威尔逊连发数枪，将他击毙。联邦司法部的调查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称威尔逊的行动没有违反致命武力使用法而可被起诉。
由此可见这些案件和梁案是没有可比性的，因为格利完全无辜，而加纳和布朗均有违法行为在先。即便如此，我更担忧这两个案例中公权力表现出来的执法过度、甚至暴力执法的固化模式。譬如在布朗案中，当布朗逃离现场，威尔逊完全没用必要去追赶，因为布朗并不对社区构成危害，威尔逊面临的即刻危险也已排除，他完全可以等后援到来再采取更稳妥的行动。尽管布朗冲过来，威尔逊仍有时间回避，并不一定意味有即刻的生命危险，需要连发10枪将其击毙。此外，大陪审团不起诉，不等于威尔逊无辜。虽然他的行为不违法，但是有悖情理。因此，美国的警察致命武力使用法非常有必要修改。但是无论如何，这些案子的错误并不能说明梁警官误杀的合理。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调查，2015年被美国执法人员射杀的965人中有90人并未携带武器，另外564人持有枪支，281人持有其他武器，然而近500人患有精神病，或有自杀倾向和面临情感危机。白人警察射杀无武装的黑人只占警察射杀总数的4%，大部分被射杀的少数族裔民众多半是挥动武器者，或有精神病和自杀倾向者，或不听警察警告逃跑者。
正因为如此，执法人员在使用致命性武力时更应当慎之又慎，在没有面临即刻生命危险时，或嫌犯不对社区人民构成危害时，绝对不应当使用致命性武力。因为滥用警察武力，已经酿成多次悲剧。像1995年16岁的华人少年黄永新因玩霰弹枪被邻居报警而被警察从身后开枪击中后脑勺致死。尽管现场目击证人作证说黄永新并未反抗，警方仍称黄永新与警察争斗，警察手枪走火误杀这位华人少年。另一位华人高冠仲1997年醉酒后在加州家门前的人行道上挥舞扫帚柄遭邻居报警，被赶到现场的警察一枪击毙。类似的案件在华人社区发生过多起。这些受害人以及像中国大陆的呼格、徐纯合冤案才应是华人社区维权的重点和关注的对象，而不是代表公权力的梁警官。
梁警官及其支持者还声称对他的起诉和定罪都是出于政治原因。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我们知道美国司法独立，公检法三方相互制衡，大陪审团和陪审团成员随机抽取，经过严格筛选，排出有偏见人士，控辩双方都有权拒绝不合格的陪审员。
我曾先后3次参加联邦大陪审团工作，以我观察，检方有时会有政治动机并面临政治压力，通过有选择地提交证据、罪名的指控等方式影响大陪审团决定，但是由于其性质是证据测试，防止政府滥权的第一道门槛，并且定罪的关键还是在陪审团，所以检方同时操纵大陪审团和陪审团按其意志行事是极为困难的。
纽约布鲁克林县的检察官汤普森是首位当选的非洲裔检察官。他能击败长期担任此职的白人检察官就是因为承诺上台后要增强警察问责机制。他也可能面临压力不愿意以较轻的罪名刑事过失致死罪起诉梁彼得，但他是人民选出，不对市政当局和警察负责，只对人民负责。如果有政治压力，恐怕也是来自选民。多年来，美国警察有很高的公信力，人民比较支持他们，忽略他们的错误，大陪审团起诉警察的情况很少；但近年来，警察滥用致命性武力已引起民众的反感，整个社会的舆论风向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越来越多的警察被起诉就是明证。对梁警官在没有危险的情况下惊慌失措盲目开枪致死人命追责十分正常，陪审团对其定罪也基本公正，反映了美国社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警察、防止滥权的新趋势。
除此之外，梁警官及其支持者所犯错误还包括梁本人在法庭缺乏诚信和悔过表现，拒绝直接向大陪审团陈述己方故事，以及选择陪审团审判而非传统上有利于警察的法官审判，把责任归咎于枪支缺陷而又不能提供证据支持，未能有效制止在审判和陪审团审议时检查梁的手枪，尤其是检方在庭审中改口暗示梁故意射杀格利时没有及时提出反驳等等，因为篇幅关系，不能在此一一叙述。
最后，有朋友来信称对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上就本案评论最为不满的是声称有人操纵支持梁警官的游行。我的回应如下：
我没有证据证明有人操纵，我认为梁的支持者绝大部分人是自发的，但他们并不一定真正了解案情和美国法律。
我猜测游行有可能被人操纵是基于：1.大部分中文媒体的选择性和偏向梁彼得的报道，而这些媒体基本上已为中共大外宣掌控；2. 发起游行的纽约北京同乡会与中共领馆的密切关系和接受其资助的事实（作为美国人的该会负责人公开声称该组织是爱国侨团，他爱的当然是中共的党国而不是美国）；3. 中国驻外领事官员一贯介入此类活动以追求政绩的作派。最近暴露的中共出资操纵世界各地反对达赖喇嘛的游行可能间接地佐证我的猜测。
顺便提一句，建议华人在未来涉及本族裔问题的游行和维权活动中，最好以华裔美国人而不要用亚裔美国人的名义进行，因为华裔占整个亚裔美国人口的比例不足四分之一，千万不要让四分之三的菲律宾裔、印度裔、越南裔、韩裔、日本裔及其他亚裔感到被代表了。
纽约集会声援梁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