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2月底，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NOS)驻华记者达斯(Sjoerd den Daas)来到四川成都，当时投资者不满四川信托业务暴雷，在银行面前组织示威。
刚与前来示威的投资者寒暄了几句，达斯就被穿着便衣和保安服的安保人员阻挠。他们用手挡住镜头，直接把达斯推倒在地。在达斯站起来试图报道之际，停下的公安车辆直接把他和他的摄影师带走，路途中警察还凶狠地说：“别录像！拿过来！”
在被警察局拘留两个小时后，达斯和摄影记者被允许返回示威现场。不过，示威者已经散去，四川信托的员工也表示不接受采访。
这起事件部分反映了目前外国记者在中国工作的环境现状。一份新的调查显示，在中国结束严苛的清零政策后，2023年外国记者在中国工作的环境有少许好转，但许多障碍依然存在。高科技赋予中国当局更多工具对记者的正当工作进行监视和阻挠。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4月8日发布2023年度中国媒体环境报告。这份名为《摘下口罩，障碍犹存》(Masks Off, barriers Remain)的报告指出，99%的在华外国记者认为，中国在2023年的报道环境不符合国际标准。签证限制意味着新闻媒体人员配置没有恢复到新冠大流行之前的水平。记者的采访对象和地点受到严格限制。
“在新冠疫情期间，报道环境极其惨淡。现在则随机的多。你很难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被跟踪，或者是当地宣传部门什么时候会决定缩短你的报道行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说。
这份报告指出，81%的在华记者认为，2023年的报道环境相比清零政策时期有所进步。然而没有受访者认为报道环境回到或者是超越了新冠大流行之前。
独立报道面临重大障碍，记者时常受到恐吓和监控。81%的受访记者说，他们在工作中受到过某种程度的干预，骚扰，甚至是暴力。54%的受访者说他们曾经被警察或是其他官员骚扰。
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对于驻华外国记者的监视上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记者们表示，2023年是首次开始发现当局使用无人机在现场对他们进行监视。
一名来自欧洲的记者说，在一次去鄱阳湖报道白鳍豚现状的时候，他们被便衣警察一路跟踪，与当地村民的采访受到监控。而当路况不允许的时候，一名警察拿出了无人机来监控记者的行踪。
另一名记者说，他前往两个省份报道极端天气与气候变化的议题，被便衣警察跟踪。当下车采访时，便衣使用无人机进行跟踪。徒步走到采访地点，也会发现无人机就在跟着他们。
由于惧怕当局报复，这些记者都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姓名。
大多数记者都认为，他们的通讯手段受到监控，其中81%认为他们的微信被监控，72%认为他们的手机被监听，55%认为他们的家中或是办公室被安装了窃听器。
与此同时，30%的外国记者和他们的中国同事在过去一年被中国国安部请去“喝茶”。报告中尤其提到这些被雇佣于外国企业的中国记者，他们没有像外国记者一样的保护，从而使他们可能受到的威胁。
这份报告基于2024年1月和2月对该协会157名外国记者中101人的回复，这些记者来自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的新闻机构。
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驻华外国记者协会的合法性。2020年9月9日，时任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是由少数对中国抱有偏见的记者拼凑的，根本代表不了在华近500名外国记者的真实声音。”
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2023年5月发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中国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在全世界180个国家与地区中的第179位，属于恶劣，仅高于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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