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国安至上的氛围下，吓跑了很多外商，现在连一些企业到中国的商业差旅都是尽可能地能避则避，能免则免。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极欲对外展现中国的政经成就，但现在外商都不敢踏入中国去实际感受“中国梦”的成就，只能在外围观察，这都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中国梦”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奥威尔式”中国梦，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实在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
美国银行在9月中的一份全球基金经理人调查显示，由于对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担忧，有外资大量撤离中国，“避开中国”成为投资人最坚定的信念之一。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外商高管遭到中国政府禁止离境也时有所闻。最新的案例是美商风险顾问公司德安华（Kroll）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麦可·陈（Michael Chan）被禁止离开中国。早前几天，全球金融服务机构日本野村国际香港分公司的中国投资银行事业主席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也传出被禁止离境。这些都是中共当局以国安为由对美商顾问公司“美思明智”（Mintz Group）以及“贝恩”（Bain）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调查的一连串事件。
然而，中国仿佛成了一块“禁地”，除了外商高管被“禁离”中国之外，身处中国之外的外商人士也尽量避免进入中国，对于到中国的差旅多半“能免则免”，或各有一套因应模式。
差旅能免则免
位在台北的知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赖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司在口头上会警告要去中国出差的员工，如果在社交媒体上有发表比较多强调民主自由言论的人，那么到了中国行事要特别小心。在政策面上，则是会发给差旅人员每人一部“干净”的笔记型电脑，里头只放该次出差所需要的东西，并会要求绝勿携带平日在公司使用的电脑至中国。
赖女士说，公司还会建议最好也不要带平常使用的手机入境中国，而是尽可能找一支旧的或已经没有在使用的“干净”手机，里面也不要灌有任何非差旅所需的软件或社交媒体APP，也不要留有任何的对话纪录，手机就只是单纯作为跟公司与客户联系之用就好。
她说，这是为了避免员工在进出中国海关时，可能会被抽检随身电脑与手机而造成公司商业机密或客户隐私流出的风险，也是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因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便被抽到，他们也查不出什么”。
赖女士表示，公司虽未明文禁止到中国出差旅行，但确实有变得比较少一点，除非像业务部门因为必须要到中国查帐不得不去外，其他部门则是能省就省。她认为，这是因为新冠疫情之后，线上会议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加上现在也很强调企业社会责任（ESG），减少飞行就是减少碳足迹、落实环保的一环，在这些综合考量下，公司就会觉得如果非必要其实就无需出差旅行，再加上中国又有《反间谍法》等法令的顾虑，自然更有理由“非必要不去中国”了。
华尔街日报10月6日报道，一项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调查发现，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减少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报道并引述旅游公司ATG Travel Worldwide总裁克林斯（TammyKrings）的观察说，美国公司取消或推迟赴中商务旅行的情况在最近几周增加了25%左右。另一位美国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全球警卫（GlobalGuardian）的执行长巴克纳（Dale Buckner）指称，过去8个月期间，他的一些客户，包括律师事务所、制造商、咨询公司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都曾在中国机场或酒店内被拘留或审讯，时间通常在2至5个小时之间。
置留审讯
新加坡一位在美商知名国际药厂从事产品教育训练工作的庄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他说，几个月前到香港出差时，他在入关时被带进“小房间”，护照也被没收，他询问有什么问题吗，对方回说没有。
庄先生说：“我的感觉是他会需要另外一个人的approve（核准），也不是黑名单，他也没跟你讲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可能有第二关要有人按Yes我才过得去。”
庄先生说，他被置留的时间前前后后大概20分钟左右，“我觉得他是把我护照的每一页都拿去影印了吧”，但他也说，香港海关人员也算满“周到”的，会直接跟他说明说，他们是依据哪些法源依据而做出这些行动。
庄先生表示，中国在“国安法”、“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下，等于是“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如果要到中国出差确实会有些心理压力。虽然公司并未公告禁止到中国出差旅行，但他已经近两年都没有接到要去中国内地出差的派令。
庄先生认为，在现在美中对峙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身份可能会更敏感一些，尤其如果有任何把柄被抓到的话，他就会用所谓的法源依据将人扣留下来，作为跟美国的谈判筹码。
讽刺的中国梦
外商人士在中国被禁止离境，而在外面的外商又不敢到中国出差，分析人士认为，这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无疑是一大讽刺。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系教授孙国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想要对外展现中国的政经发展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的原因非常高度的是来自于打开国门，吸引全球的外资进到中国投资，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现在因为受到国安法的相关法律问题，而让外商不愿意或者尽可能地避免去中国大陆，代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的彰显，这将对中国希望吸引外资造成更严竣的挑战。
孙国祥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之下，国家安全已经变成最优先事项，这其实在习的第二任期就已经有一点苗头出现了，只不过到了第三任、特别是疫情过后，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这让习近平所推动的中国梦变成是一种“奥威尔式”的中国梦，意思是说在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监控下，让外商对于中国止步。
他说：“那也就是说，外面的人其实不敢进入到中国大陆去感受中国梦的成就，只能在中国的外围观察。”
今年5月被中国政府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调查的美商咨询业凯盛融英公司，在10月3日于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后，已经通过国家安全合规整改验收。声明称：“公司深刻认识到，咨询行业必须增强安全和忧患意识，坚决堵住管理漏洞，持续提高安全防范标准，积极落实国家安全主体责任。”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公司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公司了。”
他表示，外商公司没有人会喜欢这种低声下气地去向共产党的官僚忏悔、检讨、作保证或求怜悯的行为，没有人愿意的，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尊严的生活。这些公司显然现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是合同还没有完成，有些生意还要继续，无法一下子就撤出，但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外商萌生去意，然后慢慢找机会撤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去，因为中国整个经商环境变得对外国人越来越有敌意。
组织渗透
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是一个很重视组织渗透的政党，它必须要让共产党员渗透到所有的组织里面。对于在中国的任何组织，中共几乎都已经完成渗透了，包含台商或港商早有共产党员进到内部去建立党组织或党分支机构，“而外商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孙国祥说，中共或许没有办法直接进到外商公司去建立共产党分支机构，但它可以透过所谓的“整改”来要求外商必须将内部的人事资料全部摊开来给中共检查。他说，当然这代表这些外商可能目前在中国还有盈利空间，所以还能做出一些让步，但当这种让步跟企业的营运成本已经达到一个极限，或者跟企业本身运营的内容相违背，比如很多数码产业的资料本身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个人资讯必须受到保护，但中国政府却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这都会让一些外商对于继续投资中国裹足不前。
彭博社报道，自2021年12月至今年6月底，已有高达1.37万亿人民币的外资出逃，这还是在中国股市在8月出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资金外流之前。
为了挽救外资，中国国务院在8月13日发布了一项涵盖六个领域的24点指导方针，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国国家网信办也在9月28日发布了放宽数据跨境流通的提议，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迄今对外国公司最明显的让步。
但谢田教授表示，这只是中共当局的一种敷衍，而不是真心让步，因为外资正在逃离中国，中国需要外资来挽救经济。实际上，中共对于外商并不信任，它很害怕外商跟中国境内的反共势力结合起来，或者是把外国的民主自由理念带进去中国。
谢田教授说：“因为任何自由社会的那种正的理念，一旦在中国国内出现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倒行逆施的一种反衬，一种映照。”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