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对中国经济前景悲观的美国经济学家，似乎都倾向于认为习近平成为中国政治强人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
即便对中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专家，也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向好的前景必须要有政府对企业家精神的倡导、私营企业经营环境的改善，以及长远来说法治等制度化措施的建立。
资深专家重新思考中国
从2010年开始在耶鲁大学讲授“未来中国”的前摩根斯坦利亚洲部主席史蒂芬·罗奇(Steven Roach)，一直看好中国经济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为导向的前景，一向批评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评论。
但最近他说，“我对中国政府管理系统的最大担忧之一是没有切实推进对国有企业的改革。”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罗奇说，包括推行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内的所谓改革新阶段，“不过是个金融工程”，“这并不是真的要去杠杆、重组国有企业，真正创造一个更有活力、可持续、低负债的行业。”
他指出：“很多有关中国经济的矛盾，正是习近平思想的核心。18届3中全会决定市场起决定作用，但现在却坚定支持国有资产所有权，你如何完成这个国企改革的‘不可能任务’？债务和可持续问题令人担忧。”
去年他在《重新思考中国》一文中指习近平由“中国梦”演化而来的“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最新全球扩张行动。这一行动“阻碍选择性消费的增长”，“阻碍国有企业改革”；他也批评习近平集权，“把经济决策从国务院转到党的领导小组”。他说，“这种集权的讽刺毋庸置疑，因为习近平自己曾承诺要打破盘根错节的权力集团，并在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强调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失败是关键
上周，罗奇在纽约举行的一个讨论中国宏观经济的会上说，中国经济再平衡并未完成，“自由消费还没有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再平衡的实现需要私人消费占到GDP的40%，而现在还没有做到。”
罗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失败的社会安全网，“政府没有真正充分资助退休和医疗保健计划，从而使中国的家庭对未来具有信心。”
罗奇说，他的结论是，“中国仍严重依赖试图摆脱的投资和出口模式，这是个要命的强化增长，也是个高度依赖全球需求的增长。”
罗奇表示，中国的最新全球扩张的最大讽刺是，它跟很多西方国家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格格不入。他认为，中国很快要经历川普总统推行保护主义措施带来的全球性需求冲击。
最担心又回政治强人制度
另一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Evercore ISI资深董事经理、中国研究团队负责人斯塔兹海姆(Donald Straszheim)说，他最大的担心是北京现在又回到了政治强人制度，他说：
“毛主席是个政治强人，然后，我们有了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30年的集体决策期。现在政治强人又回来了。也许这会有用，我希望如此。但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我看到了一个到处在监视的社会，这是很大的风险。外国公司不想参与，中国变得孤立了，因为其他国家和其他公司都不想来了。”
斯塔兹海姆说，习近平喜欢用“改善国家管理”来概括国企改革，“这永远不会实现。”他指出，“把两个老旧、庞大、无效的国企合并为一个巨无霸的、庞大、老旧、无效的国企，那不是真正的进展，而是旁门左道。”
他说，“2015年7月习近平对中国股市的干预，透露了他是个怎样的人的重要讯息。”
华尔街日报1月17日发表前路透社驻北京记者塔普林的署名文章，该文以最近中国强推煤改气、削减债务运动为例，说明强人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
毛泽东式的异想天开
文章说，突然要让依靠煤炭的华北转用天然气，这是毛泽东式的异想天开。“中国天然气需求量在2016年底仍只是能源消费总量的6.4％，而煤炭占62％。”
文章说，后来虽然国家计划机构不得不要求官员“按实际情况处理”，必要时用煤，“但官员愿意让居民挨冻这么久而不敢违抗命令却是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文章说，去年春天北京发起的削减债务运动导致了停止发行债券，“中央下达指示的结果是不同监管机构竞相向习近平显示，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削减杠杆运动。”
文章说，在中央银行注入了大量现金后才放缓了货币和债券市场飙升的收益率。“还好这发生在公司利润冲高之时，才避免了对经济和市场更广泛的损害。但北京下一次再把螺丝拧得太紧，可能就不会那么幸运了。”
马修斯亚洲公司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斯曼(Andy Rothman)是上周讨论会上对中国经济前景持乐观态度的专家。他认为企业精神正在中国发扬光大，私营企业为中国城市提供了超过85%的就业机会；消费连续第六年为经济增长中的最大部分，约三分之二。
他说，虽然中国面临着巨额债务等挑战，“但共产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在许多经济领域有着求变和放弃控制的意愿，这是我对未来相对乐观的原因之一。”
必须改善私营环境、走法治道路
但即便他也表示，真正重要的是北京政府是否继续改善正在驱动就业、驱动创造财富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应调整税法、允许私营企业进入金融行业。”
他指出，在未来5到10年里，他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执行出现错误，“就像我们在2015年股票市场或汇率中看到的那样。”
他表示，在未来20到30年间，中国必须进入一个法治和制度化社会，“因为长期而言，这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一方面，一个社会的经济越来越以私人产权为基础，另一方面，又缺乏法治和制度，这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