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发生的大饥荒中，被饥饿夺去生命的约四千万人中几乎全是农民，城市里，特别大城市里，饿死人的事情则少有所闻。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中国何以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呢？
在那场持续了四年的大饥荒中，中国全国各地都感受到了粮食短缺的压力。据说，连中共领袖毛泽东也曾一度停止吃肉，与民共苦。但奇怪的是，死亡的魔鬼似乎只在农村肆虐，而城市人却能够逃离魔掌，饿而不死。是谁在城乡之间铺设起一条死亡隔离带呢？许多证据显示，这条隔离带是一个真正的“顶层设计”。
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到1959年开始全面显现。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粮食紧张，许多省份已经有人饿死。粮油供应问题直达“天听” ，引起最高领导层的直接关注。
周恩来拍板农村断油一年
据中共官方的记载，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要牺牲农村，保住城市。在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食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措施》的通知，决定停止对农村的食油供应。
杨继绳（《墓碑》的作者）：“比如说吃油，油产生的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要高好多倍。周恩来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食油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油是商品，由国家供应的，由国家榨油，没有私人油坊，都是国家的，全部供应城市。周恩来亲口说，压农村保城市。（农村）一年没有供应油啊！”
为保城市，中央铁腕调粮
到了1960年，饥荒继续发展，农村地区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饿死。中国大城市的粮食储备也发生了危机，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存粮只能够维持几天。中共中央不断接到各地告急的紧急报告。在这种情况下，高层秘密决定：宁肯牺牲农村，也要保住城市。
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之后，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先念接连给四川省委打电话，要求他们为了全国大局做出局部牺牲，火速调集粮食，运往三大城市。
其实，当时天府之国四川的许多地方已经断粮，饿死了很多人。重灾区温江的地委书记宋文彬对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说，已经饿死了那么多人，再往外面调粮，四川会再出大乱子。李井泉反问宋文彬，“乱子已经出了，是先保京津沪，保成都，还是先保你温江？”
杨继绳：“（上面）当然知道（四川）没粮食，所以才讲全局和局部嘛！当时有个说法，说在四川山村饿死一个人和北京街头饿死一个人，影响哪个大？后来演变为“宁可四川人饿死人，不可北京饿死人”。开始说的是，在北京饿死人的政治影响比在四川山村饿死人的影响要大，要从全局考虑。这话说了，是邓小平说的。”
四川当时已是无粮可调的局面，省委只能够决定调集“死角粮”，就是从四川东北部一些交通极不方便的地区往外调粮。李井泉知道，继续调粮将意味着四川还要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因此而被饿死。
可怕的政治考量
四川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了一千万人，为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省委内部许多干部对李井泉多有怨言，向中央要求追究李井泉的责任。但是，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邓小平执意保护李井泉。
丁抒（美国明尼苏达州诺曼代尔社区学院教授）：“在1962年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写了封匿名信给中央，控告李井泉，说四川饿死了很多人，李井泉有责任。这封匿名信被中央收到以后就开始要李井泉在四川组的小会上检查。李井泉被迫检查，而且在检查的时候还哭了，掉了眼泪，但是四川的干部对他的检查不满意，因为四川饿死人实在太多了。邓小平两次到四川去为他开脱，说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然后说停止追查李井泉的个人责任，保护李井泉过了关。”
力保李井泉的可不只是邓小平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主要领导人都不仅要保李井泉，而且还非常感激他在中央最困难的时候所提供的帮助。周恩来就说过，“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在四川地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上说：”井泉同志检讨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有责任。”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带着赞扬的口吻批评李井泉是“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中央是承担了责任，但仅仅是口头上的。对于四川饿死一千万人，全国饿死近四千万人这样重大的政治灾难，没有任何一名中央领导人受到追究。在中共领导人的政治天平上，为保证京津沪等大城市不饿死一个人，即便搭上千万条农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难怪丁抒、杨继绳等专家在谈到这个政治考量的时候都觉得太冷酷、太可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