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二十大在没有多少意外下举行。习近平做了一个自我表扬的野心勃勃的政治报告，要在他执政的第二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此作为中共在新时代的历史使命。在评价他上台后的10年，称之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自视甚高、活在自我世界的领导人，只会把自己无限拔高。习将他统治的10年，放在中国44年改革开放史、中共73年建政史、中共100年党史、世界社会主义200余年发展史以及中国5000年历史中，宣称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样的自我评价，已经超出第三份历史决议对新时代的吹捧。后者虽把习捧得高得不能再高，但总归是在中共百年史的尺度内。而在二十大的政治报告里，习认为他对中共和中国的价值，已超越毛；对世界社会主义的意义，可以和马克思相提并论；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孔子可能也要甘拜下风，就差没把新时代说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
外界当然可以对习的自我吹捧不以为然、嗤之以鼻，然而问题在于，如此浮夸的评价出现在党的政治报告，反映了一个事实：习的权力和意志在党内是没有约束，或者约束相当薄弱，以致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此种情况自然不是现在才形成的，有一个发酵和积累过程。我在上篇专栏文提到，要解答习四面树敌，党内反对派却对他奈何不得这个现象，先要回答习的权力崛起之谜。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才能彻底理解这一点。
本文试着回答这个问题。简单地说，胡锦涛治下的中共的特定生态为习的崛起准备了条件。
习或许是个政治权谋高手，上台之初，即南下深圳，在莲花山上的邓小平铜像前献花，让党内改开派和社会自由派误认为他会走邓的改开路线，从而支持他；但另一面，在高校发出“七不讲”指示，让党内保守派和社会左派认为他会走毛的极左路线，从而也支持他。与此同时，又许诺社会大众一个复兴的“中国梦”，打动普通百姓朴素的民族情怀。他有意将自己的面目弄得模糊，让党内和社会的不同流派和大众，都能从他身上各取所需，以为他是那个值得他们支持的领导人。
然而，习在初期能够做到这点，恰恰反映出胡领导下的中共和中国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那种极度混乱局面，人们对现实失望却对未来寄于期待，并将这种期待投射于习。这种状况下，如果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同时思想开明自由的领导人，很可能把中国带向一个自由民主的福地，所以当时有自由派将习幻想成中共的“戈尔巴乔夫”；但如果是一个思想保守僵化同时在政治斗争中有着高超技巧的领导人，势必会把中国带向一个更加不自由的悲地。
不幸的是，胡治下的中共领导层“九龙治水”、总书记弱势；党内派系政治和党员思想的西化；严重的腐败；公民力量的初成，民间议政的兴起，社会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底层的大规模反抗以及党无力应对这种种挑战，在公民社会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让一心要拯救中共、不做击鼓传花的习倒向保守阵营，试图彻底扭转胡时期党软弱涣散，被动防守和挨打的状况，也就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
薄熙来案和周永康案对中共是个重大打击，也震惊了习。这两起案件，将高层“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和总书记弱势的弊端暴露无遗。九个常委各管一摊，八人不听总书记指令，虽然能够做到常委之间的权力制衡，可以看作一种中共特色的党内民主，从而避免大的决策错误，但其后果是总书记地位的边缘化，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并导致党内野心家的出现。
从习个人来说，他处于总书记的位子，当然不希望成为一个弱势总书记，更不希望有人觊觎自己的地位；何况，他本人野心勃勃，要把中国带向复兴，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党史和国史，因此，不会允许此种状况在他执政时期持续下去，让自己成为胡锦涛第二。对党而言，“九龙治水”的权力结构则无法去落实和实现重大的目标和任务。
伴随着这种权力格局的，还有严重腐败，威胁着中共的执政安全。长期看，腐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无限上升，会使得整个社会无心生产，而专注交易即腐败，最后降低社会的生产效率。此外，一个社会一个政党，靠腐败来运转，会败坏社会的所有美德。中共到胡时期，党已全面腐化，呈现王朝末代景象。反腐可能亡党，不反腐可能亡国。
胡时期中共面临的困局之三，是社会狼烟四起，党面对造反的群众，活跃的民间社会，要求自由和开放的思想舆论界，以及政治反对派的挑战，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市场经济本身要求把自由权还给民众，由于放权让利的改革，中国民间社会到胡时期积累了相当大的能量，亟欲摆脱中共控制。
当时至少有四股力量挑战中共统治，分别是工人和农民的激烈抗争，发展到冲击地方政府的地步；以民间社团面目出现的公民组织奠定公民社会基础；媒体舆论和思想理论界被自由主义主导，公共知识分子为大众尊重和追捧，形成对政府和官员的强力监督，那是中国公知的黄金时代；以及出现中共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
除此外，党内派系政治导致的某种程度的党内民主探索和官员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接受，在顽固的保守派看来，后果是以党本身的涣散、软弱、丧失斗志和战斗力为代价的，如果不改变党内思想的多元化，清除领导干部的自由民主观念，党迟早会被西方的和平演变分化瓦解。
可以说，习做储君的五年，目睹胡十年的中央政治和中共影响力的衰落，已在思考和构想上台后改造中共和中国的图景，他的出发点是不做亡党之君，要让中共中兴，永续执政，实现中国复兴。
习的这个目标也会得到保守派、左派、红二代、以胡为首的团派以及部分党内改革派的支持，因为他们对中共的领导体制、党内的思想混乱和软弱涣散、腐败猖獗等有相当程度的共识、共鸣和不满，即便一些党内改革派反对党的僵化，但也不希望党在公民社会的进攻下失去执政地位。要让党有活力和力量，干成事，需要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而一个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有赖于一个有权威的带头人即总书记，所以必须加强总书记的权力。此乃他们从胡时代的党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这解释了习在强化自身权力时何以在党内未遭遇太强阻力的缘故。大家都知道现状无法维持，都想改变现状，都明白党必须集权，只是后来习走得太远，动作太大，从集权到极权，超出了他们的预期。他们当初只想让党看起来像个党，不那么腐败，有些生机，而不想再出现第二个毛泽东，但魔鬼一旦释放，要想再收进瓶里，就非常难了。
习采取我称为“两手出击，两手都硬”的策略强固他的权力，改造中共，两手是一手对官，一手对民，同时开弓。第一步是设置新的党内小组，实行小组治国，以党领政，强化中央集权，进而实现个人专权。第二步是强力反腐，但要反腐必须找个得力帮手，他找到了王岐山。
王不负使命，大大扩充了中纪委的权力，抓了很多高官，为习立了威。第三步是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在党内立规，以政治建设之名行党内效忠之实。第四步是在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彻底肃清西方思想的影响，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推行民族主义。第五步是用专政手段，全面打压社会的反对力量。从而最终建立起了他的习氏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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