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这是习近平2013年3月对人民解放军提出的强军目标，此后，它像铭牌一样成为解放军的宣传标配。近日，中国的一名脱口秀演员李昊石在演出时用“作风优良，能打胜仗”称赞野狗的生存和战斗能力，被指“侮辱”解放军。此事引发的舆论风暴以及官方对李昊石的立案调查和笑果公司的巨额处罚，可以看作中国舆论场转向和社会政治文化恶质化的一起标志性事件。
每个社会和国家都有一些所谓不能触碰的禁忌或“政治正确”，比如美国，种族问题是不能轻易碰的，公众人物和公职人员如果对种族问题发表了在社会看来不“不正确”的言论，一般后果会很严重。然而，即便像美国这样讲究“政治正确”的国家，如果某人冒犯了某个族裔或群体，至少公权力是审慎介入的，更不会看到动用司法机构。可在中国，这是家常便饭。
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快速恶化
过去中国曾发生多起私下或公开的对中共领袖的“不当”评价或“侮辱”英烈事件，前者如毕福剑，饭桌上的言论被人放到网上流传，被其所供职的央视除名；后者如罗昌平，微博上的言论被检举遭公安传唤，后被判刑7个月。相对这些案件，李昊石为自己的一句玩笑“梗”受到的舆论讨伐和官方处罚要严重得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第一时间出来批判，解放军表态痛批，公安机关对李立案调查，文化管理部门对演出公司处以1300多万元的顶额罚款并无限期停止演出。李本人最后会不会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要看公安机关调查的结果，不得而知。但是官方的这个架势，却是近年来处理同类事情最大的。这背后反映的当然是中国最近几年舆论生态和社会政治文化的快速恶化。
“作风优良，能打胜仗”在官方话语体系里是对解放军的“褒扬”，但在李昊石的脱口秀节目中，结合上下文语境看，他用这八个字来来形容野狗，其实也是褒义。从这个角度看，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他说这句话并非要在观众面前讥讽解放军。当然，“野狗”在中国民众看来确实有些不雅，用野狗的战斗力比拟解放军，即使出于褒义，人们可能也不喜欢。假如他当时把“野狗”换成“猎犬”，估计就不会惹来现在的麻烦。这跟前面提到的毕福剑或罗昌平可能还是有些不一样。这也说明，该脱口秀演员充其量作了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本身并无恶意，既然有人指出不喜欢这点，下次演出改正便是，根本用不着官方兴师问罪，置人于死地。
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何在?
而今这般大动作，原因在于，此“不当”比喻涉及的对象是人民解放军。虽然解放军是个抽象的词，可在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它就像个具体的人一样，神圣不可冒犯。解放军被中共塑造成保家卫国，护卫国家安全的中流砥柱，是这个社会“最可爱的人”，但凡有艰难险阻的地方和时刻，都有解放军的身影。这样的人民军队，岂能和一般人厌恶的“野狗”形象挂钩？哪怕他说这话没有恶意。公众对解放军形成的这种认知和投射的这种情感，进而起来要维护解放军的形象，放大此事的所谓社会“危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过党国多年的洗脑教育，习近平已经成功地把大众的思想扭转到他要的方向。
换言之，李昊石事件提出了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两个尖锐问题：（1）人民解放军是否可以被讥讽冒犯，进一步，中国人说话的安全边界在哪里，党国的政治禁忌可以随意扩大到它不喜欢被人议论的对象和领域吗？（2）习近平已用一套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话语体系，将中国民众改造成党国利益的维护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起党国钳制言论自由的帮凶，今后的言说空间会越来越逼仄。
先说第一点。在江胡时代，虽然官方也列出了一些政治忌语，但范围非常有限，比如，不能在文章或讲话中公开挑战中共的统治，不能丑化中共领导人等，尽管如此，在私下和半公开场合，随意批评中共和诟病领导人的现象比比皆是，言说者不用担心由此会惹来麻烦，像是李昊石的这个玩笑在那时根本不算什么；但在习近平时代，政治忌语的范围急剧扩大，不但把不得妄议中央特别是习近平作为党的政治纪律，举凡西方政治制度和当下敏感问题的用词都划入政治忌语，不能公开批评或鼓吹，即使私下表达，也要非常小心，因为一旦流传出，人身安全就难以保证。
解放军神圣不可冒犯？
再看第二点。在李昊石事件中，公众对他的不依不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官方对它采取严厉的处置态度。最早在微博上披露此事的人只是在表达一种不适感受，可未料一下炸开了锅，激起公众“义愤”，将这个玩笑上纲上线，提到“侮辱”解放军的高度，认为即便是“无意”冒犯，也是不允许的，因为这是底线问题，讽刺解放军，丑化人民子弟兵的光辉形象，就是在帮着美国和西方掏空中国的“钢铁长城”，破坏社会，反映了李昊石的“三观”不正，在认知和基本立场上出了问题。网络和社交媒体关于此事的大量留言，表达的都是这类意思，强烈呼吁和要求官方惩处李昊石和笑果公司，甚至要求判李昊石徒刑，为官方的处罚进行辩护。虽然网络和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人表达对李昊石的支持，反对官方这样处理，但其人数和声势远比不上前者。
胡锡进在这个事情上遭受“讨伐”和变色最好不过地说明中国当下打着爱国旗号的左翼民粹的亢奋。胡在事情曝出初期，发微博表示他认为人民解放军的荣誉并未因李的这个“不恰当”玩笑而受到挑战，希望公众给李和笑果公司一个反省并且真正做出改进的机会，不至于下一个永久封杀涉事演员的结论。胡是中国舆论场被看作官方立场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这个貌似“公允”的骑墙态度遭到很多网民批评，指责他耍滑头，立场不坚定。在这股“民意”的洪流面前，胡在官方查处笑果公司及个人后，表态坚决支持这一查处，认为李触犯了底线，文旅局的查处决定和公众的猛烈声讨给这些人再次敲响严厉的警钟：触底线必将付出沉重代价，又被讥为“今天的胡锡进反对昨天的胡锡进”，反正里外不是人。
可见，在这种极度亢奋的民意压力下，是没有温和理智的立场和表达空间存在的，要么向左，要么向右；要么做“爱国贼”，要么做“恨国党”。而中国目前在党国的舆论操纵和洗脑下，主流民意选择了向左，成为“爱国贼”。疫情三年清零所导致的民众对当局的怨恨情绪特别是去年11月白纸运动年轻人走向街头的勇敢举动，曾一度让外界对中国的未来怀有某种期待，觉得民众开始从过往的愚昧状态醒来，但现在看来，有些过于乐观，觉醒者只是中国社会的少部分，多数民众被锁定在党国的话语体系，这才是该事件让人真正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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