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北京长峰医院发生一起造成29人死亡的严重火灾。这起事件并没有如之前的类似安全事故那样立刻在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发酵。
抖音、微博等中国主流社交媒体上火灾现场黑烟滚滚，楼内的人在窗口高声呼救的视频很快被删除。许多网民是在当晚近9时通过官媒《北京日报》一则简短的通报后才知道这件事，而通报并没有披露调查进度等细节，也没有附上照片或者视频。
理应在事发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实时报道的记者和媒体都噤声了。这引发了网民对于中国新闻现状的热烈讨论，人们震惊于当局对于媒体和舆论的强大控制。甚至连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也对此表达了不满。
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新闻媒体环境不断恶化。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最新公布的“2023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中国的排名比去年又下滑了四名，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仅排在朝鲜之前，再创新低。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指出，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并且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宣传输出国之一。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到来之际，两位前中国媒体记者向美国之音讲述了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监管和所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的新闻理想是逐渐被磨灭而选择离职的。
中国新闻寒冬从整肃南周开始
中国也曾经有过一段媒体的黄金时代。创办于1984年的《南方周末》就是这个黄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8年进入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王志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自己就是在中国媒体最好的时期进入了新闻行业。当时南方报业集团旗下的几份报纸引领了新闻改革。中国的新闻业也开始转向以市场为导向，开始做老百姓愿意看的新闻。记者们敢于报道贪污腐败等社会新闻，揭露阴暗面。
央视也有《东方时空》和《焦点访谈》这样的栏目。王志安当年作为《新闻调查》的记者，也做了不少以深度调查为形式的社会新闻，报道关系社会与民生的事件。他现在YouTube上经营自己的自媒体频道《王志安》。
王志安说，中国的新闻行业走上下坡路开始于南方报业集团被整肃。2013年，《南方周末》原来的新年献词被时任广东宣传部长庹震撤换，原来的版本后来被发布到了互联网上。中国政府对新闻报道越来也多的限制导致了后续记者们的抗议活动，50余名编辑记者联署发表公开信。
从那之后，媒体报道的尺度被不断收紧，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记者纷纷离开了这个行业。王志安回忆起那段时间时说：“他们也用口径管理的方式来管中央电视台。我认识的编辑纷纷跳槽，其中大多数人去了互联网媒体或者去企业做公关。”
2015年，做调查新闻已经愈发困难。深度调查这样的采访方式就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几乎每天都要跟体制作斗争。那一年，王志安开始做和999急救中心的选题，但先后受到了副总编辑，红十字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的阻挠。
在调查过程中，因为事件背后牵涉到的利益链错综复杂，许多人都不敢发声。他说自己甚至还受到对方的收买。“他们还来收买我。找我比较好的朋友和同事，开价三百万人民币，还说如果三百万不够的话，让王记者提条件。这是我职业生涯里面面对的最大的诱惑。”他说。
但这次节目最后并没有发布。这次经历也消耗了王志安的新闻理想。“我当时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这里面了。但我抵御了这么多诱惑和威逼做的节目，一句话就被拿掉了，”他说，“这个节目没有做成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进过中央电视台，进行抗议。央视的领导还比较好，中间劝过我几次。但这期节目消耗了我太多的勇气和热情。”他最终于2017年从央视辞职。
张玲（化名）则是2016年才从中国顶尖的新闻系获得了硕士学位，并且进入一家综合性新闻网站工作。她说自己在读书时，也是因为《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不畏强权的“硬核报道”才选择了这个专业，而且觉得记者是一份非常神圣，需要担负社会责任感的工作。她毕业时，虽然传统媒体已经逐渐式微，但是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微信、今日头条、搜狐、网易等纷纷推出公众号平台，凤凰网，澎湃新闻这样的互联网新闻平台和“谷雨实验室”这样的非盈利性创作平台层出不穷。
“非虚构”在当时是一种非常热门的文体，和传统的新闻写作相比运用了更多的文学手法，故事性也更强，但同时也真实反映了当下社会的方方面面。《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和《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等文章在当时都非常受欢迎。
官方严格限制新闻选题
主要负责人物类“非虚构”稿件的采编的张玲虽然没有那么多深入调查社会阴暗面的机会，但也有机会和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进行采访。她说：“有时候看到一些社会事件的当事人要求被采访，求我们帮帮他们，让我觉得很有意义。除了职业身份外，我和这些当事人也建立起了作为人的情感。“
她在日常工作中时不时要和舆论监管部门打交道。随着工作经历的增长，她也学会了一些能够通过审查的诀窍，比如对明知道会敏感的信息模糊处理；在报道负面新闻的时候加入一些官媒报道中使用的正面宣传言论；或者绕过直接叙述却用拐弯抹角的方式让读者知道意思。
她在工作的前几年，都“还是有能报道的角度的“。所能做的选题还算广泛，还能去讨论一些和党媒央媒不同的想法。她告诉记者：“我们的稿件是需要给编辑，主编和负责宣传口的人审核的。当时2018年的时候，‘metoo’在中国讨论很多，我们做的一些女性视角的文章，阅读量很好，宣传口的人也比较满意。“
2020年疫情初期，各大媒体发表了不少揭露政府瞒报疫情的文章后，来自中国宣传部门的管控越来越严格。2021年上半年，和女权运动有关的博主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仇恨言论的猛烈攻击，不少和女权主义相关的豆瓣小组和公众号也被解散或者封锁，和女权有关的选题也成立禁忌。到后来，连“躺平”这样看起来比较中性的话题也成了敏感词。
2021年10月8日，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1年版）》（征求意见稿），其中要求非公有资本不得在中国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2022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简称“网信办”）的官网公布了新修订的《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规范了网络上发帖、评论、回复、留言、弹幕、点赞等行为。这几年来，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自媒体都受到了更大力度的监管。
王志安评论说：“现在的变化不光是政策层面的整肃，而是基本性的。要求资本退出媒体。民营资本不允许进入媒体，腾讯阿里退出了财新。政府对媒体的管制，第一是管资本，第二是管人事，第三是管资产，第四是管内容，第五是管导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原本中宣部只是管导向，现在权力空前膨胀。新闻出版总署也归中宣部管，电影局也归中宣部管。”
张玲则切身体会到了这种变化。“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控制舆论了，到了2021年，支持这些女权内容的领导走了，新的领导非常严格地执行上面的要求，对选题的控制更加严格，让记者写作的空间变得非常窄，也不再有讨论不同想法的空间。”
许多张玲在2018年、2019年报道过的选题，在2021年已经成了无法发表的禁忌。而她一些做社会事件的记者朋友，已经不再能进入事故现场，去年一年发生的“铁链女”“东航坠机”“唐山烧烤店打人”等热点事件中，记者的采访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张玲也有朋友在试图采访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时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各种阻挠。
被迫离开新闻业的痛苦与无奈
时至今日，王志安和张玲都已经离开了中国的新闻行业。2022年5月，旅居日本的王志安在YouTube开设个人频道，发表时事新闻评论，他的频道在约一年的时间里迅速累积了约74万订阅者。同时，他也在推特“王局志安”账号内发表个人对政治和时事的看法，同样在较短时间内累积了约75万粉丝。在网络上迅速走红的同时，他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
在采访中，他表示对这些争议并不在意，对于不能回中国做新闻的遗憾也已经释然了，因为即使在中国他也无法直接做采访。
他说：“我最大的优势是有一些业内的人给我爆料。爆料的人因为在国内不能说，所以找到我。境内很多人基于对我的信任，愿意给我爆料。每天邮箱里几十封邮件，很多资源现在是没有充分利用的，但是可以成为未来深度报道的资源。”
而当采访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之后，无法报道自己在意的选题给张玲带来了极大的压抑和痛苦。
“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不够勇敢，没有坚持报道认为应该被报道的新闻，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让读者失望了。我看到很多事情却没办法为当事人发声，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因为心理上一直很沉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这个行业。”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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