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美两国外交虽然渐行渐远，两国政治最近却出现了一种奇异的随机同步现象。上周（3月10日），美国众议院以零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新冠溯源情报解密法案，中国刚刚闭幕的全国人大会议则全票通过了包括国家主席在内的领导人“选举”，最终以2952票赞成、无异议通过了中国领导人的第三任期。
美国众议院的最新表决结果是罕见的，是从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川普政府期间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以来中美关系连续恶化、朝野两党取得对华政策高度共识的发展。
而中国人大的最新表决，则是中国式“全过程民主”的最新结果——在过去十年逐渐清除了党内不同派系、党外反对者和公民社会之后，最终连形式上的人民代表的反对票也被彻底清零。这种没有一票反对和弃权的“清零政治”，可谓三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政策的继续，未来政局发展似乎也难脱“动态清零”的结局。
换言之，太平洋两岸两院的表决，都在以形式上的共识但是截然不同的民意机制，向本国人民也向对方表明两种清零的态度：一种是对掩盖真相的零容忍，另一种是对任何异议的零容忍。这当然意味着两种“民主”制度的PK（对决），对前者来说，是民主的自我保卫；对后者来说，则是权力的绝对主义。
不过，中国的清零政治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只为了权力的加固，且面对着太平洋另岸同样决绝的竞争，恐怕不会有人再怀疑，中美两国已经正式朝向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道路加速狂奔。
当然，未来或许是漫长的，由缓和与紧张交替并存的和平竞争所主导。但是，太平洋地区一场巨大的危机由此展开。对中国来说，如果把几个月前“动态清零”政策的轰然倒塌作为前车之鉴，维持这种清零政治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它的绝对主义和对抗性所包含的危机，才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
它的主要问题，几乎和动态清零政策的问题一样，因为它所要求的一个全票通过、一致同意的“全过程民主”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花瓶民主，如果还能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称之为民主的话。这里的成本既是体制性的政治成本，也意味着代价可观的社会成本，还包含着加剧中美关系互不信任的巨大风险。
首先，这种“全过程民主”的真谛不在于操纵选举，而是屏蔽真正的政治代表机制，也阉割了江、胡时代将人大会议从毛时代的橡皮图章变成的多元利益综合体，代之以近乎纯粹的驯服官僚集团。在各地党政主官代表超过60%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来自其他阶级的代表也都是官僚-精英集团的成员，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央地和派系之间的交换与平衡变成了效忠与利益之间的简单平衡，政治失势集团和群体被搁置，风险巨大。
这样的代表体制是极其脆弱和不稳定的，既不能同时实现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譬如追求改革、开放、稳定的不可能目标，又在精英集团内部不断分化，制造着新增的边缘化群体。结果之一，就是政治承诺必然不断破产，逐渐将人大代表之外的所有人，中国社会的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统统变成潜在的挑战者。
其次，在付出巨大的体制成本维系这点形式上的全票通过，可能只有所谓新举国体制的极权主义体制才能做到，其成本之高只可能每五年一次性、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才能做到，未来五年的施政固然可以不在乎全票通过的表面一致性，但是却意味着五年以后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国家主席选举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成本，这种棘轮效应带来的风险是确定的，却也是自杀性的。
在难以承受的“全过程民主”的高昂成本之下，五年后的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将是一个更为孤立的代表群体，这个群体中只要出现一个反对票，就可能令“全过程民主”陷入困境，而这种情形几乎不可避免。譬如说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公开讲话时面对的嘘声，随后而来的多米诺骨牌倒塌将会重演。
另一方面，这些潜在风险和递增成本都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五年任期届满之前就采取激进行动，例如针对台湾的“解放战争”，并且不惜以对日、美开战的方式扩大内战，以普京式的机会主义在“民族复兴”的名义下谋求武功，巩固自身地位。如果只是以此制造事端创造紧急状态的理由，在保持低烈度冲突的条件下避开形式选举，或许还可能成功；但若野心过大，势必陷入类似乌克兰战争的泥沼，甚或更糟糕，毕竟新太平洋战争的结局可能提早终结中共的统治。
而这一切，都是“全过程民主”的棘轮上紧后进入加速通道的结果，再也没有什么党内外的力量能够减缓或者改变这一进程。中国领导人将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付出战争的代价，而且是自我的被迫选择，如同上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整个军国主义力量所陷入的困境。
不过，也许正因为这种迫近D-Day（作战日）的节奏，近乎今天中国的人大代表以及所有国民感受到的“全过程民主”的压力之大到了无法承受的临界状态，中国社会的第二、第三等级都可能出现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反抗。那是总危机到来的时刻，也是今天中国人大会议上全票通过的刹那所注定的结局，如同2020年2月武汉封城一刻所注定的三年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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