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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贤:美中第二轮关税战的本质和前景展望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

编者按:这是易富贤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刚当选就给中国递来橄榄枝,破天荒地邀请中国领导人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还有意在就职后100天内访问中国。但他重返白宫后的第二天就表示,最快从2月1日起向中国制货品征收10%关税。但他三天后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采访中表示,“宁愿不必”对中国加征关税。美中关系扑朔迷离。美国对华关税大棒何时落下?最终会达成什么样的贸易协议?

美中贸易战的本质

老子说过:“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也就是说,和泥制陶,正因为存在空腔,才有了陶器的作用。伐木建房,但使用的并非墙壁而是空敞的房间。陶壁和墙壁是“有”,而陶腔和房间是“无”,所以,“有”的功能要通过“无”来实现。

同样,生产是“有”,消费是“无”;生产是手段,消费是目的。经济大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依靠生产和消费并举,进口和出口两旺,引进和输出均衡,收入和支出双高。

北京一对购物者提着从美国品牌Champion购买的商品,经过一条涂有美国国旗的长凳。(2019年2月13日)
北京一对购物者提着从美国品牌Champion购买的商品,经过一条涂有美国国旗的长凳。(2019年2月13日)

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消费不足,既是因为消费者数量不足,也是因为人均消费能力不足。为孩子花钱是父母的生物学本能,因此儿童是超级消费者。从全球来看,女性的消费能力远高于男性,比如美国的妇女控制或影响着85%的消费支出。然而,中国数十年的选择性堕胎导致年轻女性消费者短缺和单身危机。2020年人口普查显示,初婚年龄的性别比(男28-32岁,女26-30岁)高达125,农村地区为134。许多有男孩的家庭根本不敢花钱,而是攒钱支付高额聘金、购买婚房。

并且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减少,也降低了家庭的刚需,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1983年的62%降至现在的44%,从而使得中国人均消费能力不足。

此外,独生子女政策还影响消费心理。对养老问题的担忧、薄弱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不断加剧的收入不平等,共同造就了中国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加剧了消费疲软。例如,2023年超过一半的养老金领取者(主要是农村老年人)每月平均只能领取223元人民币(32美元)。2.98亿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不到城镇工人的一半,但储蓄率却是城镇工人的两倍,高达70%

居民消费,国际社会一般占GDP的60%,但中国只占38%,而美国却占68%。最终消费支出,国际社会一般占GDP的75-80%,而中国只占55%,而美国却占82%。将经济比作房子,国际上的“房间”(最终消费)占75-80%,“墙壁”(生产)占20-25%,因此住起来比较舒服。但中国的“房间”只占55%,导致消费不足和失业压力;“墙壁”却占45%,是国际社会的两倍,导致产能过剩。

也就是说,中国的“房间”太小,需要拓宽;而美国的“墙壁”太薄,需要加厚。这就是美中贸易战的本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调侃,美国需要“埃隆·马斯克”以振兴制造业,而中国需要“泰勒·斯威夫特(歌手)”以提高消费。

中国的旧船票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

中国内需不足,使得经济和就业高度依赖顺差。以2023年为例,制造业顺差1.86万亿美元,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3亿倍、农民工平均年薪的2.3亿倍、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年薪的1.3亿倍。也就是说,制造业顺差为中国提供了两亿左右就业。

而全球的顺差是由美国提供的,因为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是世界第一大顺差国,而美国是第一大逆差国,互为镜像。中国的顺差增加,导致美国逆差增加和制造业衰落。随着中国GDP占全球比重从2001年4%上升到2023年17%,制造业顺差占全球GDP比重从0.1%上升到1.8%,国际社会(尤其美国)越来越难以承受了。

尽管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中国将出口多样化,减少了对美国的直接顺差,但是间接依然是来自美国,因为其他国家增加了对美国的顺差。因此,特朗普的第一轮贸易战并未振兴美国的制造业: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没有增加,制造业逆差占美国GDP的比例没有减少。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誓言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意味着美国必须减少逆差,将商品出口/进口的比例从目前的64%提高到80%左右,意味着美国给全球提供的顺差将减少。那么中国应对第一轮贸易战的旧船票(转口贸易)就登不上特朗普的新船了。

美中第二轮贸易战会如何进行?

第一轮关税战是“损中不利美”。特朗普的第二轮关税政策的目的是“利美”,中国的应对的策略是“不损中”,二者是有交集的。

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仍然会给世界提供顺差,虽然量减少。如果美中能够真诚合作的话,可以让中国获得美国提供的顺差中的最大的份额,实现“利美不损中”,至少是“利美少损中”。

从美中双赢的角度看,最好是中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44%提高到国际正常的60-70%,靠内需消化过剩产能,并增加从美国进口。此举还有助于缓解中国的人口危机,降低青年失业率。

中国目前如此低的居民收入占比,主流家庭连一个孩子都养不起,单独二孩、全面二孩、三孩政策全部破产。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导致消费不足,服务业发展不起来。而中国庞大的大学毕业生主要是从事服务业,而不是工农业。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中国目前的60%水平时,服务业提供70-80%的就业,而中国的服务业只能提供48%的就业,导致大学生就业难、青年高失业率,进而导致结婚率和生育率下降。

但中国很难大幅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一方面分配制度的改革总是最艰难的,会遭到利益集团的阻拦。另一方面,老龄化导致的经济下行和政府对社保、医保等投入的增加,使得家庭收入占比很难提高,比如日本的家庭收入占比从1994年的62%降至2023年的52%。

作为补救,中国应该减少从其他国家(尤其对中国存在顺差的中东、巴西、俄罗斯等国)的进口,而腾出市场份额给美国,这会降低中国利用贸易施展地缘政治影响力的能力,但却有助于稳定美中关系,孰轻孰重,很容易掂量。

美国如果从头开始振兴制造业,成本高、效率低。而中国有着完善的产业链。如果美国利用中国的产业链,可以大大降低振兴制造业的成本,比如特斯拉就是美中产业链合作的典范。而越南、印度等国的制造业远比中国落后,不可能给美国以帮助。美国应该会鼓励中国企业来美国建厂。

中国是现有的、由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人口老化和经济下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重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如果现有秩序崩溃,中国在新秩序下的地位反而会更加不利。特朗普在上任前就放话:“中国和美国可以一起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呼吁中国进行地缘政治合作,这种合作和战略互信也有助于稳住中国商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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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富贤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人口问题学者,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2007年出版《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探究中国人口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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