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1月份，有消息称，出版商近年来撤回了数千部中国学者的作品，随后中国开始打击学术研究中的造假行为。然而，观察人士表示，因为学术造假太普遍，解决这一问题将会很困难。
根据科学期刊《自然》（Nature）的数据，仅在2023年，就有大约14000篇论文被各种英文期刊撤稿，其中四分之三涉及中国合著者。
上个月，中国教育部给各大学设定了提交过去三年被期刊撤稿的学术文章的完整清单的最后期限，使得教育部能够对被撤稿的研究进行审计，并确定造假行为在中国学术环境中的普遍程度。
尽管教育部的审查结果尚未公布，但中国学者、学生和教授表示，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他们说，部分问题在于，很容易花钱找到代笔者撰写研究论文并在低质量期刊上发表。
曾经是山东省烟台鲁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孙富贵告诉美国之音（VOA）：“如果你在经济上没问题，就可以把研究交给其他人帮你做，不论是发论文还是找刊物，都有这样的一条龙服务。而且不只是学生，连老师找这些代笔的情况也不意外。”
孙富贵补充说，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低端学术期刊经常在不检查质量的情况下发表欺诈性的研究，因为以前发表这些文章很少受到国内的强烈反对。
孙富贵说,“这些刊物的存在意义，并不是要发表多好的言论，或是让人看到多了不起的学术成就，它们的目的是满足学生和老师发表论文的需求。”
河南省郑州大学心理学研究所前所长杨宁远说，他至少接到了十几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提出要为他发表文章以换取现金，但都被他拒绝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亲口告诉我，他一共帮了八个人写了博士论文，一篇收两万元人民币，这些博士最终都过了关，有趣的是我的朋友自己根本不是博士﹗”杨宁远告诉美国之音。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学术研究的政治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诚信问题。
智库史汀生中心（Stimson Center）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高级研究员孙韵（Yun Sun）表示，美国和中国的学术文化都奖励发表大量论文的学者。
“然而，区别在于信息的透明度、学术交流的自由和中国研究的可及性。所有这些都受到中国国家的严格控制，”孙韵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数据是在美国大学里捏造的，那么这个人的同事和同行能够知道并挑战他们。但是，当捏造发生在中国时，很难甚至不可能进行核实。”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中国和比较文学杰出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表示，中国伪造的研究数量反映了官员对真相的漠视。
“伪造的研究是中国更广泛官方语言使用模式的一部分，在这种模式中，某个声明的价值不是基于它的真假，而是基于它是否‘管用’，”林培瑞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告诉美国之音。“在这样的制度下政府官员无法进行‘打击’。问题出在系统本身的设计上。”
林培瑞说，研究中掺杂政治也阻碍了研究人员进行高质量的新研究。
“大学里的价值判断最终是由政治当局做出的，”林培瑞说。“前沿研究，即使是在技术领域，通常最好由自由思考的头脑完成，他们认为自己处于最前沿，而不是‘处在’政治权威之下。”
在北京一所大学就读四年级的张明信说，由于中国学术造假泛滥，这种状况也对大学生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
他告诉美国之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研究都是抄袭，造假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这样做会令研究做得很困难。在政府严控下，有很多数据是难以搜寻的，尤其是有些题目比较敏感的话，比如要做社会调查，肯定是非常困难。因为人们在发表相关言论时，政府必定会审查，一不小心甚至可能被送进监狱。”
史汀生中心的孙韵认为，中国大学将落后于其他全球大学，因为它们的学术诚信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中国教育部尚未公布缓解这些担忧的计划。
“中国学术界并不以创造力著称，近年来剽窃问题越来越严重，”孙韵写道。“在中国学者试图与全球同行竞争之际，他们研究的质量问题将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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