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有钱，他们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管是一万字，还是十几万字的论文都可以﹗而且他们会根据你的要求，对你提出的收费也不一样﹗”曾经是山东省烟台鲁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孙富贵，对于中国大陆的学术造假，不单是完全不觉得惊讶，而且淡然向美国之音谈及，在中国学术界只要有钱就是万能的现实。
接近四十岁的孙富贵，对中国历史从事过研究的多年，然而在2022年3月，他却因为反对校方的防疫政策，在校内举牌抗议，而被开除了学籍，并被当局监禁半年后获释。虽然人身重获自由，但他的学术研究工作生涯已经无法继续下去。虽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访问时强调，他的研究工作多半是一个人在做，比较少跟研究所的同学交流，自己也从没有接触学术研究造假的事，可是他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国大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术造假，已经四处泛滥，甚至成为产业链。
孙富贵告诉美国之音：“如果你在经济上没问题，就可以把研究交给其他人帮你做，不论是发论文还是找刊物，都有这样的一条龙服务。而且不只是学生，连老师找这些代笔的情况也不意外。”他强调现在的学术造假系统，甚至可以帮你找到渠道发表论文，他继续说：“要在中国正规的刊物发表论文是比较困难，尤其是我们历史系统相对更加困难。所以中国大陆会有一些比较低档的学术刊物，就是因为学生和老师都有发表学术论文的要求。这些刊物的存在意义，并不是要发表多好的言论，或是让人看到多了不起的学术成就，它们的目的是满足学生和老师发表论文的需求。”
中国大陆在学术研究上的造假，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要在网上搜寻一下，便可以很容易找到很多案例。中国大陆学术研究造假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的大学普遍以升迁及增加研究资源为诱饵，鼓励教职员多发论文。《日经亚洲》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在去年发表的论文总数，占全球发表论文的24.6%，比美国高出8.5个百分点。而在最常发表论文的一成发行商刊物中，中国出品的论文数量更占全球总数的三成。不过另一方面，也形成中国学术研究界为了跑数量而不惜造假的风气。根据科学权威杂志《自然》在去年十二月发表的报告显示，在2003至2022年间的撤回论文数量排行榜上（只计算发表超过十万份论文或报告的国家），中国是排在全球第四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俄罗斯三个国家。报告显示中国在2003至2022年间，每一万份论文就有超过二十三份被撤回。
光是在2022年，中国全国就至少爆出七宗学术研究造假的丑闻，从北京、西安、厦门、苏州，甚至中共中央党校也有。中央党校博士后王晓伟伪造身份，冒充莫斯科国立大学外籍教授，以及中国政法大学研究员，事件遭莫斯科国立大学踢爆，引起当时社会广泛讨论。而其他人士的造假被揭发后，最终结果是被迫辞职，甚至是遭撤销博士及硕士学位。
湖北省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就在今年一月爆出有十一名学生联合检举教授黄飞若涉嫌论文抄袭、篡改实验数据及图片等。虽然黄飞若最终遭校方停止所有职务，却再次引起中外人士关注中国大陆学术造假的问题。
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造假产业链系统，发展的阔度或许超乎不少人的想象。学生和老师固然可以在“有需要”的时候，就花钱找人做他们想要的论文，甚至找到途径刊登，以达到获取好成绩毕业甚至升迁的目的。就算学生和老师没有动歪念，也有可能被产业链系统的人士主动出手引诱，从而跳进学术造假的产业链当中。
在中国心理学界被誉为“记忆引擎之父”、曾任河南省郑州大学一间研究所所长的杨宁远教授，就坦言本来不相信中国学术研究造假，甚至觉得是“天方夜谭”，可是后来经常听同事说需要文章的话就可以花钱买，听多了就逐渐相信。到了后来，更不断有陌生人打电话给他，表示只要他出钱，就可以帮他发文章，可是他知道这些报告都是抄袭而来。杨宁远表示至少接过十多次这样的邀请电话，接到最后他自己也麻木了，后来只要听到这些就一口回绝。
而且杨宁远更向美国之音分享了一个荒谬的故事：“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亲口告诉我，他一共帮了八个人写了博士论文，一篇收两万元人民币，这些博士最终都过了关，有趣的是我的朋友自己根本不是博士﹗可见中国大陆的博士，水分到底有多大﹗”所以杨宁远慨叹，中国学术研究界已经是全方位腐败，所以这些事会发生是一点都不奇怪。到底有多少人还是真正去做研究呢﹖就像有多少人真的认真当官，为老百姓服务，真正做独特文章的人非常少。
由于中国大陆学术造假泛滥，这种状况也对大学生进行研究造成了很大困难。在北京一所大学就读四年级的张明信，坦言本来在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下，要找资料搞研究或交功课已经很困难，可是学术造假问题严重，令他更难以找到正确可靠和可用的资料。他告诉美国之音：“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研究都是抄袭，造假也不是什么秘密，只是这样做会令研究做得很困难。在政府严控下，有很多数据是难以搜寻的，尤其是有些题目比较敏感的话，比如要做社会调查，肯定是非常困难。因为人们在发表相关言论时，政府必定会审查，一不小心甚至可能被送进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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