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重大幻灭，”26岁的石乔然（化名）在被问到如何看待中国政府在12月7日突然放开对新冠疫情的控制时这么说。前一次让石乔然感到有点幻灭的是三、四月的上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封控。那次，石乔然因为封控一个星期没吃过肉也曾有过小小的抱怨。
政府决策像“赌气”和“拍脑袋”
他说：“感觉（政府）就像跟女朋友赌气。女朋友说，你对我不好，你对我管得这么严。那我就不管你了，撒手什么都不管了。赌气一样。”
石乔然所说的“你不让我管”指的是不久前在中国多个地方爆发的“白纸运动”。该运动的一个直接诉求是放弃“清零”，放开管控。很多观察人士指出，“白纸运动”直接促成了中国政府突然放弃“清零”政策。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放弃清零是因为屈服于中国经济的糟糕表现。
但是，无论如何，石乔然说，很难相信这突然的转弯不是政府中某些人“一拍脑袋”后做出的仓促的、不负责任的决定。在采访的过程中，“拍脑袋”和“不负责任”在石乔然的话语中多次出现。
他解释说，他不反对放开，因为放开是最终的趋势，但是“现在绝对不是最好的时间”。“至少不应该在冬天，在流感容易爆发的时候。……政府也没有放开让民众打第四针的权利……，没有做好药物储备……甚至舆论宣传也没做好。 …… 你可以放开，但是，你不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放开。”
11月21日，负责防疫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赴重庆调研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的时候说，要“坚定不移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9天后，孙春兰说，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
仓促放开，政府准备不足
年轻的石乔然对中国政府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突然放开百思不得其解。他说：“我都能想到的，政府里的人会想不到？”
疫情防控放开后，中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表现和声明验证着石乔然的担忧--政府在决定放开时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12月9日，也就是中国疫情政策急转的第三天，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做好医疗资源的准备，可以说是我们做好下一阶段医疗服务工作的‘先手棋’和‘关键棋’”。根据焦雅辉提供的数据，目前每10万名中国居民中，只有不到4张重症监护病床（ICU）床位，绝大多集中在较富裕的城市。
拥有理工科背景的石乔然对此也有疑问，政府不是掌握大数据吗？三年了，他们难道不能据此算出一旦管控放开后可能出现的大爆发，可能需要的ICU病床数，以及可能出现的发烧药供应量？
有不少人质疑，抗疫三年来，中国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错了地方--他们将更多的资源放到了建方舱以及核酸检测上，而不是为将来的放开做更积极的准备，包括研发更有效的疫苗，加强医疗资源的储备--建设重症医学床位以及药品供应上。
12月13日，在放开政策出台差不多一个星期后，中国国务院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才发布消息说，允许“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开展第二剂次加强针免疫接种”。这个“第二剂次加强针”也就是石乔然所说的第四针疫苗。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28日，中国80岁以上老年人加强针接种率刚刚达到40％。目前，还有约2500万60岁以上的老人未接种疫苗。许多家庭至今仍对老年亲属接种疫苗的安全性犹豫不决。
12月7日，《金融时报》援引美国总统拜登的首席医疗顾问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警告称，中国退出清零政策可能会给中国的卫生系统带来压力，并为可能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新变种创造条件。
而春运将为这样的感染和变种创造完美的条件。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大家已经用“亿阳迁徙”来形容即将到来的春运期间的疫情大爆发。
春运还没有来临，除了北京外，其他地方还没有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情况，届时，中国的医疗系统能否承受住压力令人担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国家新冠病毒肺炎联防联控机制专家组成员冯子健12月6日对中国媒体表示，根据数学模型测算，在第一波大规模冲击达到最高峰时，人群中的感染率可能达到60%左右。随后会逐步回落到一个平稳期，最终可能80%至90%的人都会经历感染。按照中国14亿人口来算，60%意味着约8.4亿人口感染。目前全世界约有6.48亿人感染。
退烧药、黄桃罐头、电解质水和医疗挤兑
虽然中国政府现在强调，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但民众仍对未来会发生什么非常惶恐。在中国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有关民众囤积发烧药和抗原检测试剂盒的报道随处可见。黄桃罐头和电解质水也成了紧俏的物资。民众认为它们可以帮助患者补充维生素和水分。
石乔然居住在上海，因为上海预估的疫情高峰还有一个月才会到达，一些上海人并没有很恐慌，但囤药已在进行。
陈晓雅（化名）是上海一所高校的老师。面对政府疫情政策的急转，陈晓雅的反应是“早该放开了。其实，应该三、四月份就放开的。”
陈晓雅在政策放开的第三天才想起买备用的退烧药，还好她买到了。12月14日，陈晓雅开玩笑说，她现在药准备好了，“就等什么时候阳了。”
根据上海澎湃新闻12月15日的报道，上海的多家药店没有出现排长队的现象，但是非处方类退烧药均暂无货。药店的店员表示，何时到货并不清楚。
生活在合肥的退休教授文军（化名）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无法买到退烧的药品。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写道：“我们小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多达四家药房，居然没有一家能买到要买的药，像（莲花）清瘟胶囊、布洛芬这类药品早就没货了。实体店没有，就在网上试一试，结果可想而知。现在老百姓不是害怕放开，而是害怕放开后如何应对第一波。”
文军的朋友圈记录了放开后他的心路历程--从无措，到欣喜，到担忧。12月7日，他写道“热闹了近三个月的小区核酸采样点终于在今天下午偃旗息鼓了。晚上散步路过昨天还灯火通明的小屋，今天却黑咕隆咚的，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就像身上丢掉了一件盔甲似的。没有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每天核酸，倒是有点无措了。”
12月8日，文军继续写道“从昨天到现在，整个网上都是一片欢天喜地，幸福来的如此突然，好像有点接不住。”可是，后面他又写道：“这场疫情，我们忐忑不安地经历了开头，却被突如其来的结尾搞得无比惶恐不安。”
如果说，担心感染没有退烧药令文军恐惧的话，对生活在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说，退烧药的缺乏已经是必须面对的严峻的生活现实。
一向防护严密的杨先生在放开的第三天就感染了新冠，想不出在哪里感染的，发烧也买不到退烧药。
杨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他的夫人赶紧出去买药，但是发现“哪里都买不到了。走到药店旁边都是大排长龙，需要至少一个小时才能排到前面。”
杨先生的夫人最后买到了一些中成药，好在女儿的高中同学给他送来了8粒泰诺，后来，他在美国的女婿，通过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给他寄了点药，现在杨先生的病情已经得到了缓解。
杨先生的其他亲友在一个星期不到的时间也相继感染了新冠。杨先生在美国的女儿已经给他寄了退烧药和维C泡腾片。
香港《明报》报道，中国大陆的这股抢药潮延烧到香港，香港药房的“必理痛”已严重缺货。
在北京，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正在经受冲击。据中国一家专业健康媒体《八点健闻》12月11日的报道说，“近两周，奥密克戎以迅雷之势撕开了北京众多医院的防线。感染的医护人数从几十人飙升至几百人，似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报道说，很多医院因此只能不断调整政策，从要求阳性医护集中隔离迅速转变为阳性轻症医护继续带病工作。
中国南方某个城市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他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考虑老人家的安全和医疗资源不被挤兑。”不过，他不愿说地方政府到底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他所说的工作重点，只是强调，他现在负责的地方并没有出现他担忧的事情。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
在政策急转的同时，政府也在改变了叙事，开始强调“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责任人”。
对此，一些中国人表示响应。在网上有这样的帖子，“国家保护了我们三年，已经尽力了，以后再也没有大喇叭，喊我们做核酸了，所以我们要做好防护，照顾好自己和家人。”
石乔然对政府准备不足，却呼吁民众成为自己健康守护的第一人感到愤怒：“我依法纳税，我让渡部分自由，现在凭什么让我自己负责自己的健康？”
石乔然解释说，他和他的朋友们之所以愤怒，第一是担心医疗挤兑；第二是担心有限的医疗资源被特权阶层垄断。
北京的一名网友12月14日的发帖说，自己的婆婆发烧，早上6点多在家无意识，9点多打120说有1万多人等候。10点多钟老人没有了生命的体征。
然而，12月12日，北京广播电视台女记者吕梓源感染新冠后，体温只有38度左右，没有感到任何不适，却被送进了小汤山方舱医院进行治疗。
吕梓源住的方舱和一般的几千人挤在一起，连隔离带也没有的方舱大不相同，它是有独立小单间的，各种设施一应俱全。
吕梓源的双人房中，还有一个床位空出来，她说是给同事留着的。医院提供了普通市民抢破头也很难买到的布洛芬等退烧药，房间里有空调、卫生间、热水壶，环境相当之好。
吕梓源自然遭到了中国网友们的唾骂。连中国著名媒体人胡锡进也看不下去了，点名批评了她。他在微博上写道：“老胡看到BRTV记者小吕住进小汤山方舱医院‘单间’的报道，那么好的条件，肯定不是大多数感染者能享受到的。”
12月13日，辉瑞新冠口服药Paxlovid在中国开放网售的消息也令很多中国人失望和愤怒。在网上，Paxlovid每盒售价高达2980元。第一批药上架后，半个小时后销售一空。现在相关平台已经将药品下架。当时网友们就问：为什么这一种在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由政府采购和免费提供给高危人群的药物，在中国可以卖这么贵？如果远程诊疗就能开药、有钱就能买，普通老百姓怎么能够获得？2020年中国总理李克强曾说，中国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 。
不过，在疫情发展态势和“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普及中，人们对于外出聚餐和线下消费有了更谨慎的态度。在北京，三年来第一次无限制开放的商场和餐馆人影寥寥。
“清零封控，共存放开，皆一个祸根”
浙江杭州的许戈（化名）一直是坚定的“放开派”，也一直不遗余力地“躲避”或是“反抗”着各种地方要求的核酸检测。不过，许戈认为：“无论是‘清零封控’还是‘共存放开’，（中国）政府都没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能。”
他说，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不便。地方政府防疫层层加码更是带来了不少的“人祸”，包括贵州的大巴翻车和乌鲁木齐居民楼的大火。前者造成27人死亡，后者10人丧生。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 ，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政策与策略学院21世纪中国中心主席谢淑丽（Susan Shirk）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曾说过，中国目前的很多问题，包括清零防疫上的层层加码都是中国个人化的政治系统运作的结果。
她说：“中国官员和政客，为了在这个自上而下的高压体系中保护自己的职业生涯，必须相互竞争，以证明他们对党和习近平的忠诚。他们这样做的方式是‘追随’习近平的政策，赞扬他并执行他的政策，甚至超出他的预期。”
在“清零”政策被地方官员层层加码造成人祸之后，一些地方开始在“放开”政策上加码。浙江桐乡市新规，凡域内工作、生活、学习、出差、旅行的所有人员，全部纳入“全民戴口罩”行动范围。对因不佩戴口罩，造成疫情传播扩散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美国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对“清零”带来的次生灾难以及“放开”可能造成的疫情大爆发的看法更加明确。12月12日，他和同事凌霖在公民力量网站“议报”上共同发文说，“‘清零封控’之祸，‘共存放开’之祸，皆一个祸根。”
文章将疫情爆发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分为六个阶段。文章说：“中国正面临着清零政策退场后疫情的大爆发，中共当局很有可能将此嫁祸于‘白纸运动’，用此来反证清零的英明正确，”但“人们要十分清楚，清零政策退场后中国不可避免的疫情灾难的罪魁祸手不是白纸运动而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是习近平和中共政权从头到尾把防疫政治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贻误了提高中国集体免疫力的时机。”
在中国的网络上，这样的趋势已经出现。随着疫情的急剧升温，不少民族主义博主的“清零派”们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而是将责任归咎于此前反对封控的抗议者和响应当局“放开”政策的中国媒体。
(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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