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在中国被描绘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战略，目的是实现欧亚大陆的互联互通，打造“命运共同体”。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虽然中国希望外界将“一带一路”视为一项旨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经济倡议，但是这项计划实际上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最终目的是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打造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一位学者说，在这个秩序中，开放、民主、自由这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势头似乎正猛。土耳其和中国就安全合作达成共识，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还说，中国的安全就是土耳其的安全，并承诺将在土耳其国内媒体中消除反华报道。中国媒体还报道说，菲律宾、缅甸和印尼也有强烈意愿参与“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5月的“一带一路”论坛上说，“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那次峰会，其中有近30个国家是国家元首出席。
中国承诺在欧洲、亚洲和非洲60多个国家的包括铁路、港口和能源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万亿美元。
新瓶装旧酒 独缺民主与自由
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Nedege Rolland）说，让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构想并非中国首创。她表示，在冷战结束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也尝试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形成各国间的相互连通并促进经济发展，并希望借此将后共产主义的欧亚大陆打造成一个不仅是商贸自由流动，而且也是政治和思想上民主开放的地区。
罗兰说，虽然现在中国拾起了曾经的旧命题，但是中国的目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
她星期三（8月2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中国所谓的连通是与中国连接，这个想法的背后不是开放，不是自由思想，不是让所有思想理念开放争鸣，绝对不是。”
罗兰：“一带一路”意在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
她指出，中国的“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而是一个大战略，终极目的是实现中国的“复兴”。她说，“一带一路”既是一种愿景，也是实现这种愿景的手段，包括在经济上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市场、输出过剩产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让中国不必通过改革就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不过罗兰说，其中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战略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意图，也就是通过经济利益来吸引他国，让中国获得更大的地区影响力。
她说：“命运共同体简短地说，实际上是以中国为中心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21世纪数字时代的唐朝秩序：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
罗兰的这些观察来自于她三年多来对中文资料文献的梳理分析和在中国的采访考察，也是她最近出版的《中国的欧亚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的政治与战略影响》（China's Eurasian Century?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一书的主要观点之一。
中国的欧亚世纪会是怎样的？
如果中国真的实现了这样的欧亚秩序，那将是一幅怎样的图景？
罗兰在书中花了一小部分篇幅进行了想象：坐标是2035年，欧亚地区人口50亿，其中33亿中产阶级使用阿里巴巴和京东的电子商务平台以及银联系统进行人民币消费；由于贯穿欧亚大陆的高铁，中国的货物到达西欧只要不到10天，速度远远快于海运。
欧亚地区被中国的北斗系统覆盖，人们使用的5G网络由中国国有电信运营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提供；人们不用谷歌，没有脸书和推特账号，不看BBC或CNN而是使用百度、微博，看中国全球电视网（CGTN），看中国的肥皂剧和大片。
新的欧亚互联网由自动和人口的审查员进行监控，控制网络领域的公众讨论，打压对中国和地区伙伴的批评。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通过区域和一系列的双边安排与中国相互联系，如果他们与中国发生争端，他们不能通过任何的超国家（supranational）的法律机制解决，而是必须与北京进行双边谈判；中国控制着位于香港的争端解决和仲裁系统，任命仲裁法庭的检察官、法官和律师，而且和中国国内的司法体系一样，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这个西方标准。
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已经由近及远，甚至辐射到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西欧这些发达地区，并依照友好伙伴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友好友好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样等级秩序进行划分和打交道；中国注重“发展权“而不是个人自由的权利，中国的投资、经济援助和安全合作不像西方国家一样附加任何条件，因此，中国在帮助其专制邻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也维持了这些国家的统治，并让他们能够不断改善控制社会的技术。
简言之，罗兰写道：“西方的自由思想被扫除了，民主没有在欧亚传播，中国的周边地区稳定了。中国在区域秩序的至高之位上君临天下，无人挑战，其他在经济、政治、安全上依赖北京的国家向北京俯首，尊重北京的利益。”
西方国家如何因应？
未来是否真的会如此发展？没有人知道。但是罗兰说，由于中国主导的投资项目不附带其他条件，这些项目受到专制领导人的欢迎。她认为，如果放任不管，“一带一路”也许会助长专制做法在欧亚大陆的盛行，放慢普世价值的传播。
她还指出，当“一带一路”国家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之后，他们也许会越来越难以在政治问题上挑战中国。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几个月前，欧盟原计划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表声明，谴责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最终因为希腊的反对，计划流产。在此之前，希腊总理访华，期望可以从中国那里获得更多投资以缓解其财务压力。
那么，西方政府应当怎么做？
罗兰认为，西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不是他们是否应当开展一场反“一带一路”运动或是试图破坏北京的努力，而是应当思考如何将“一带一路”潜在的危害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罗兰说，对于那些想要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应当审慎，不应仅考虑商业利益，而是要更加全面地看问题。其次，她认为，西方国家虽然不能像中国那样出手阔绰，但是可以整合资源，在一些国家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中国主导项目之外的其他方案。她说，尤为重要的是，西方国家的方案应当坚持一贯的高标准，包括强调透明度和善治。
“一带一路”是否会成功？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这个计划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从中国媒体的宣传来看，中国对这个“世纪工程”似乎是信心满满。
不过罗兰说，她在中国接触到的一些学者虽然没有公开提出批评，但是私下里认为习近平的这个项目“太自负”、“野心太大”。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项目主任马修·古德曼（Matthew Goodman）表示，他在最近访问中国的过程中，也听到一些质疑之声。
他说：“如果习近平招致许多批评，比如由于很多项目失败，或是因为引发外界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担忧，或是中国民众说，为什么把钱撒到其他国家而不用于自己国家，如果他招致那种批评，这对习近平来说可能是个问题。我认为，到那时他就不得不改变路线。但是我觉得，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我感觉，会有足够多的成功项目和积极因素让中国去宣传展示，并宣称‘一带一路’是一项成功的倡议。”
罗兰说，对于中国在推进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挑战与阻碍，中国的专家学者们都已经分析地很透彻。这些挑战包括欧亚达多社会、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经济投资的可行性，安全因素，以及美国、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周边小国的负面反应。
她说，中国也正在思考解决方案。
不过她说，如果中国想要以“一带一路”为基础构建一个未来的新秩序，那么中国必须说服其他国家中国领导地区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中国在其中所展现出的价值观与规范也应当具有普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