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最近决定，将原属于国务院的一笔“网络自由”经费，交给广播理事会，来帮助集权国家的人民享有网络自由。不过智库学者以及国务院官员，对于网络自由以及该笔经费的用法，却有不同意见。
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举办了一场“网络自由的未来：向外推广但对内失败？”的座谈会，邀请了相关的科技人士、学者与官员，一同探讨美国政府对外推广网络自由的同时，本身在国内是否也坚持了自由原则，以及科技本身带来的风险。
*新媒体风险被忽略*
“The Tor Project”是一个能够让互联网使用者匿名上网的软件，不过这个软件的共同开发者雅各布斯（Jacob Appelbaum）却认为, 不只是集权国家，美国的互联网以及智能手机使用者，都面临极大的危险。他批评美国政府对待新媒体的态度，不能只看好的一面，而忽视其带来的巨大风险。
布斯说：“说到科技，我想我们必须要超越翻墙这样的思维。举例来说，软件后门（back door）的概念。当美国商人去到外国时，而他们的电话当中有软件后门，是什么在保护他们？我想答案是没有。一个软件后门就会有程序错误（bug），并将无法正确安装。举思柯系统（Cisco）为例，他们合法的拦截系统当中，有一个程序错误，就是警察可以连上这个系统。但所需的密码，就只有一关，这表示只有260个可能的密码。而这个监督基本设施更是特别被设计为，当警察连上线时，其他人都不知道警察其实在那里。我们正在自己的基础设施当中，架构了这些能够被中国政府利用的科技。在这方面他们比我们要出色，我们永远也赶不上他们。”
雅各布斯说，要利用这些软件后门侵入他人电子装置并不困难，他自己就有能力办到，更遑论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布斯并且指出，即使使用了像Tor那样的匿名软件，一样有风险。例如中国的异议人士如果使用了Tor软件上微博，虽然可以匿名，但当他登入自己的微博帐号时，中国政府就可以马上掌握到他的真实身份。
*美国应率先以身作则*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信息政策研究项目主任吉姆.哈伯（Jim Harper）认为，美国在向外国推广网络自由的同时，应该要先以身作则：“这是矛盾的感觉。在如知识产权，资料隐私等领域，到处都有许多政策，以保护其他可能更重要利益的名义，而让网络自由度倒退。我并不认为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利益，自由可能就是最重要的利益。而且那很矛盾，即使不像其他事件的矛盾程度那么严重，例如美国政府对维基解密事件的反应。不过重要的是，要重新关注我们的国内政策，在互联网政策的各方面，在这个国家设计来保护的基本自由方面，在我们宪法所要保护的方面。”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波士顿评论（Boston Review）专栏作家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更进一步指出，即使是自由民主的美国，在处理“维基解密”上的方式也引发争议，极权国家则更可能，也更有意愿，进行网路控管。莫罗佐夫说：“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基本上都将手指向美国，说我们也想要这样的权力。不管是断网的权力，或是要求当地网络公司合作，并且要求他们删除伺服器上某些档案的权力。历史将会重演，并且会不断的重演，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正在美国发生。”
面对各方的质疑，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拜尔（Daniel Baer）认为，如何拿捏适当的“自由”，的确是一项挑战。拜尔副助理国务卿说：“要如何坚持我们的原则，包括保护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包括尊重网上的隐私权；这在我们内心引起如此深度共鸣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将这看作我们自主权的一部分，能够控制他人知道你多少事情。我们不能否认施政方面面临了挑战，而我们必须要针对何时这些原则不受到影响，来进行对话。”
*落伍思维影响美国网络自由政策*
现场一名观众发问时，则提到国会将国务院底下发展互联网的经费给了广播理事会（BBG），对于未来的网络自由发展将造成何种影响。莫罗佐夫批评这个决定：“想要与广播理事会的官员分享权力的那些人，依旧坚持这样的思维，就是‘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无法阻挡网站’。我认为这是个落伍的思维。我想就是因为这样，这笔钱才给了广播理事会，因为他们是从冷战时就存在的。总而言之，我不认为这是对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个大问题，而问题就在于有太多的政治压力。我是说，有好几个游说势力，无论如何就是要把这笔钱花掉。但对话却是充满意识形态，却没有处理细节问题。”
这笔预算原本隶属国务院的民主人权与劳工局，该局的副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拜尔当天并未回答相关问题，不过他之前在华盛顿时报上曾经对此事做出评论。他认为这笔钱是用来帮助与互联网审查制度抗衡的人们，而不是用来宣传美国的。他说：“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自己要做的，而不是在受压迫环境人们在做的，这样做是玷污了计画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