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权运动在互联网上遭受一波波的封号禁言后，中共加大重塑家庭价值观的力度。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在一场全国妇联会的活动上强调女性“讲好家风故事”并鼓励生育。女权运动者说，在组织型的抗争已全面被当局压制后，很多女性透过不婚不育的个人选择来作为对中共父权体制的反击，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抗争已经形成一个阵线，成为当今中国女权运动的前沿。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在对中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表示，要引导广大妇女“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讲好家风故事”、“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并鼓励生育，加强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美国《纽约时报》表示，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一贯致力于宣传中共政策，而非真正为女性争取权利，仅具有象征意义。除了习近平在大会上未提及“职场女性”外，他的副手丁薛祥于开幕致辞时也打破了20年以来的传统，并未提及“男女平等”这一中共基本国策。
分析人士说，中共对于妇女角色的设定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自习近平上台后，他在2013年第一次对全国妇联谈话时，就已经传达了很多“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的观念，希望妇女回归家庭，扮演好传统在道德和劳动方面维系家庭和谐稳定的角色。这一次，习近平的谈话多了“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代表近年来女权和性别议题已经被中共正式定义为一种需要应对的政治风险。
维稳单元
住在美国的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家庭是国家维稳的一个单元，国家的稳定必须要通过家庭单元的稳定才能实现，而家庭的维稳指的是“每个家庭不给国家带来麻烦”，此时需要的就是妇女的道德与劳动。
然而，事实上，中共在建政初期，对待妇女的角色并非使其在待在家里；相反地，“妇女能顶半边天”是毛泽东时期红极一时的口号，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角色获得认可。
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女性角色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一个由上至下的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是因为当年中国共产党想要跟中国国民党做出一个比较，因此希望女性能够树立自主精神，冲破封建礼教，争取自身解放，不让妇女再留在一个比如一夫多妻的婚姻状况，或是女性未受到教育、没有工作的情况。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跟建国的初始目标，其实都是强调妇女要走出家庭，充分就业。
“不过，当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做了非常大的改变。”伍维婷说。
妇女角色转变
她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私营企业剧增，企业对于经济成本的核算更严苛，女性婚育受到就业歧视，造成她们的收入整体上落后于男性，社会地位下降。尤其习近平上台之后，强调妇女有重振家风的责任，意思就是希望妇女回家，成为家庭维稳的中坚力量，女性角色更被边缘化。
如今，加上中国面临非常严重的少子化问题，年轻人不结婚的比例也节节上升，使得女性生育的角色变得更迫切。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计，2022年中国新生儿生人数只有956万，跟2021年的1062万相比，跌了10％，创下史上最低水准，迎来中国人口61年来的首次负成长。
中国的结婚人数也在不到10年的时间减少了一半。2022年，中国有约680万对夫妇登记结婚，只有2013年的一半，是自19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
伍维婷说，中国政府此时开始鼓励生育第三胎，但没有做好相关配套，包括妇女如要续留职场应如何有效平衡育儿照顾与职涯发展等，以致当政策鼓励多孩时，其实会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女性给推回家去。
权益受损
吕频表示，如果将女性推回家庭会对妇女权利造成三方面的重大损害，一个是公共领域，女性政治参与的程度将会变得非常低，就无法通过政治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其次是在职业领域，各种就业歧视将不利于女性在职场上的升迁与发展；第三是私人领域，女性在家庭里面非常缺乏相关权益与福利的保障，包括离婚问题的女性保障也十分欠缺。
根据“世纪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中发布的2022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国在146个国家中排名第102，属于后段班，中国在2006年曾排名第63，代表近年来中国两性在社会资源分配与取得机会的差异越来越大。此外，在女性政治赋权上（political empowerment），中国排名120名，2021年是118名，其中国会（人大）代表中、女性占比为全部146个国家的第80名，与2021年相比落后4名，中央政府部门首长女性占比为第139名，跟去年相比落后8名。
说一套做一套
曾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现居美国的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20大后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成员，遑论在最高决策层的7人政治局常委中占有一席，更加凸显了中国政治上性别不平等的问题 ，所以中共口说的重视妇女只是官方表面的说法，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就是在“作秀”。
他表示，他以前在中国读书的时候，老师就曾跟他们说，若去分析“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代表“男的能顶一边天 ” ，否则为什么不也说“男性能顶半边天”，但如此的话，一个家庭里男的女的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半”，“这个逻辑其实就是不对”。
他还说，外界如果把生三孩当作是中国的政策目标，是过于理性并且高估中共政权了，因为中共其实没有什么政策目标，就是“瞎折腾”而已。他说，胡锦涛口中的“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到了习近平时代就折腾了11年，先是严格地清零封城，后来突然间就躺平，不封城也不清零了，“他就折腾，今天翻手为云，明天覆手为雨，你问他有什么目标？他没目标。”
周孝正说，因此在中国独生子女这项极尽荒诞的政策之后，后来开放两孩，现在开放三孩，很多人干脆“不生、不玩了”，选择躺平，不恋爱、不结婚，也不生孩子。
台湾世新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伍维婷表示，中共早期将“男女平等”视为基本国策，但现在距离该目标已经非常遥远了，不仅是把女性推回家庭，事实上，从过去2014年开始的一连串对于性别维权者、特别是女权组织的打压，一直到现在，性别平等的维权甚至成了中国互联网上的维稳关键字。
伍维婷说：“我想这个在在都显示，其实对于目前中共的领导人而言，男女平等已经不是他的首要国政方针了，而是说女性如何能够为减缓少子女化现象，为这个人口减少的问题贡献，我想这才是他们最关切的。”
对抗西方意识形态
伍维婷并表示，就她观察习近平的公开发言与相关资料，她认为习之所以要谈“重振家风”，比较像是为了要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因为在美中竞争下，习把性别平等和多元性别群体，比如同志群体的人权，将之归类为西方思想，所以习势必要发展出所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平等，或者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发展理论等观念，目的就是在跟西方做一个区隔，也因此，当西方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在讨论性别平等与多元性别人权保障的时候，习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去排斥这样的趋势。
伍维婷说：“所以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尤其是今年，许多的演唱会里面都被禁止有任何彩虹意象的这种符码的任何物品出现，其实也就可以看到它比较是一个中国跟美国、或者是西方世界的对抗。”
分散化与个人化
不过，伍维婷也表示，虽然一些具有运动经验的中国女权行动者与多元性别行动者已经被迫离开中国，但去年发生的白纸革命仍继续看到一些零星为女权运动发声的新世代面孔，所以中国的女运动在组织行动以及互联上看似消声匿迹，但其实跟中国的年轻世代已经紧密结合，只是变得更加个人化与分散化，让当局较难压制。
中国女权行动者吕频也说，在中共當局严厉控管的情况下，現在要女权主义者去从事倡导、监督与问责方面的运动，几乎是不可能了，但如果说是让女性就她们自己的生活问题、生活方式去发表她们的个人观点，做出她们自己的选择，互联网上其实还是有很多这类的讨论，其中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关于婚姻和生育，也就是在婚姻和生育的个人表达中坚持女权。
她说，人们通过谈论自己的生活方式相互连结、产生共鸣，这是现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最主要表达女权的方式。
吕频说：“所以人们是通过每个人的自己选择来形成一个阵线，这个阵线有很多人参加，就是不结婚、不生育，或者起码就是不是按照这个父权的期待来去结婚和生育。”她说，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抗争，反而是当今中国女权运动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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