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政府统计，有大约2千万农民工在春节后找不到工作返乡，这使金融风暴袭击下萧条的就业市场显得更加严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形成共识，中国农民工不是负担，而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专家认为，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央政府需要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捆绑，放手改革束缚社会前进的户籍制度。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2月17日在联合早报上发表文章说，尽管很多年来农民工问题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压力，但从长远看，这不是压力，而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契机。郑永年认为，要把农民工问题放在社会发展的远景中考虑。
他说：“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他们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权力和权力，也回不去做农民。因为现在农民工是，第一代因为农村劳动力过剩，出来转为工人，向城市转移，但是现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都在成长。这个问题一定要面对，否则的话，中国社会变成一个什么社会？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去除农民工改善生计的最大束缚*
长期研究中国农民工问题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当代社会观察所”所长刘开明说，改革开发30年，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建设的原动力。正是因为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他们的勤奋工作，使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的原始资本，让中国的企业具有竞争力。
刘开明说，中国农民工已经成长为一支最重要的产业工人队伍，跟城市居民工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中学毕业后直接到工厂做工，百分之70没有任何务农经验。但是他说，由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他们的生活充满艰辛，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向上提升的最重要的障碍。
他说：“这个社会身份的等级制度没给农民工国民待遇，人为地撕裂了这个社会。所以，由于制度性的这些成本，门槛过高，挡住了农民工向上提升的机会。”
农民工被普遍称为是中国农村中最有闯劲和干劲的精英，受教育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最高的。刘开明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之后，他们仍然在低收入，子女受教育，受歧视等问题中挣扎，无法摆脱贫穷。
刘开明2007年对300名贫穷的农民工收入进行了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收入算起来并不算低，有1万8千多块人民币，相当于2千2百多美金，接近当年国内人均GDP的水平。但是，农民工却不得不为户籍制度给他们造成的种种困难付出收入的近一半。
他说：“我们发现他们每年回家的路费大概是5百多块钱，寄回家庭大概是2千多，每年用于孩子的生活费大概有4千多，孩子的教育费有1千多。然后一个家庭基本上是分为两个、或三个地方，由于制度给他们造成的社会成本至少有8千块钱。”
*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倒退想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郑永年认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方法不是依靠大城市，而是发展中小城市群体，消化吸收农民工，打破为保护城市既得利益集团而建立起来的落后户籍制度。否则，中国就会走上印度和墨西哥式的道路。
郑永年在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政府在农民工问题上思路不对，不肯在如何帮助农民工问题上下功夫，却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这种倒退的办法，试图把农民再赶回农村。
他说：“中国政府很多年来都是想赚钱、赚钱，光用经济GDP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没有真正地以人为本。虽然这几年提倡，但到国内去看看，根本看不到，还是以钱为本。”
长期关注农民工问题的刘开明说，中国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以及改革不合理的社会体制在社会大众和知识界已经形成了共识。他呼吁中国的中央政府抓住历史机遇，投资中国的未来。
他说：“我觉得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央政府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捆绑，我们应该给民众一个国民待遇。”
刘开明认为，随着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成长，不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会导致农民工群体贫困的代际传递，对长期的社会稳定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廉价劳工，农民工，户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