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30年来中国在所有制改革上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特别是要破除所有制歧视。
*所有制改革取得成就最大*
中央财经大学星期天在北京举行了一个题为“所有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研讨会。中央财经大学邹东涛教授在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理论争论最大的是所有制问题，实践创新取得成就最大的也是所有制改革。
他说：“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首先决定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
30年前，把中国经济拖入崩溃边缘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农村实行的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个人在房前屋后种点自留地都会受到批判；工厂企业更是单一的公有制，连卖酱油的小铺都挂着国有招牌。其结果是，中国在高喊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时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1978年的中共11届3中全会之后，中国对所有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所副主任郑新立认为，改革在五个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他说：“第一，在农村实行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第二，30年来，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异军突起；第三，国有经济的改革；第四，建立了混合所有制的股份制经济；第五，公众持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经济正在迅速发展。”
*存在严重所有制歧视*
不过，与会者也指出，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仍有顽固堡垒需要攻破。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认为，目前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他以温州为例说：“温州很有钱，就这么一个地级市，1万亿吧，民间资本。这个钱它没有一个合法的出口，因为过去反复打击地下钱庄，整顿它们。另外一个方面呢，小企业从银行里边绝对拿不到钱。可是现在呢，我们放开民间金融的步伐太慢了。这就是所有制歧视。”
最近，中国国务院提出了一个投资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庞大计划。可是，马立诚认为，关键是要拉动和带动民间投资，而放开民间金融就是一个拉动民间投资、推动所有制改革继续深入发展的好办法。
他主张，地下钱庄升到地面。他说，金融要突破所有制的顽固阻力：“什么叫扰乱金融秩序？一直，我们给钱庄扣好的帽子。 我自个儿觉得，金融秩序就是你借了钱要还钱。在浙江地下钱庄，还贷率是很高的，坏帐率大概在3%以内。那不是比我们国有银行强太多了吗？”
北京首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南宁谈到中小企业的困境。她说，中小企业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可以起很大的救生圈作用，但是中小企业现在活不下去：“原因在哪儿呢？它的信用度是零。占了注册实体98.8%的中小企业，它的信用度是零，而占了0.2%的国有大型企业占了100%的信用。”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至关重要*
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强调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重要性。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副所长蔡继明认为，目前制约和束缚中国所有制改革的有三种观念，那就是，公有制主体论、私有制剥削论、公有制和私有制对立论。蔡教授还提出，在选择所有制的问题上不能搞长官意志化。
他说：“如果30年前让我们的农民自己去选择，绝不是仅仅是一个承包权的问题，他们肯定把土地就分了。今天30年之后，现在多少个地方的农民要求获得土地所有权？1954年的宪法就已经承认了农民的土地是归私人所有的。那后来在违反宪法的情况下，我们就搞了集体所有制，搞了人民公社。所以所有制到底谁来决定？我觉得是不是还应该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群众的首创精神一直在突破官员的意志；长官的意志在遏制着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所有制需要去除政治内涵*
王南宁提出，研究所有制问题时是否可以抽去其“主义”，也就是政治内涵，而把它看成是对国家或者一个结构体的管理模式问题。
他说：“如果我们把它称为一种管理的模式，那么我们可探讨的空间就太大了。就是说，我们抽掉它的政治束缚，来把它作为一种管理模式，那么我们有很多的非常活跃的、非常新鲜创新的理论都可以拿出来了。”
不过，中国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李成勋认为，所有制改革不能没有底线。他说：“公有经济从GDP上占的比重小一点没关系。量上的小不等于它的控制力差。但是不能够说公有制完全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们的改革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是来改革社会主义了。”
他说，在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西方学者和政府在考虑增加一些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可一些中国学者却认为，有些东西还是私有化最好。李成勋认为，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不符合社会实践所做出的证明。
关键词：世界金融危机，中国，所有制改革，公有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