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对外国媒体的开放程度堪称前所未有。记者在灾区采访几乎畅通无阻，跟早些时候西藏等地发生骚乱后记者在四川的采访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拉萨骚乱后，中国政府由于拒绝外国媒体实地采访而受到国际社会诸多指责。如何给这场奥运前出现的攻关灾难解套，成为北京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没想到，5月12号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转机，中国政府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外界的观感，自己给自己解了套。
地震发生后，驻京外国记者立即行动起来，我也在5月13号启程前往灾区。5月14号上午，我抵达重灾区都江堰市。
这次采访不像我两个月前来此采访西藏问题那样敏感。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此前已经表示，欢迎外国记者去灾区采访。但是我仍然担心会受到阻挠。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第一天的采访非常顺利，录音、照相、摄像，所有活动均未受到干扰，无论官员、志愿者，还是灾民，都能跟我们自由交谈。
第二天，独自出行，前往什邡市的汉旺镇，这里的一所中学、一个技校和几所小学都有房屋倒塌，抢救工作仍在进行。遗憾的是，通往中学的道路被封锁了，执勤人员说，必须指挥部派人领著，才能进去采访。
找到指挥中心，什邡市新闻办的张处长告诉我，除了中学，其他地方都可以去。他还一再叮嘱我要注意安全。末了，又补上一句，“希望你能从积极的角度报道，做正面报道”。他说，有人看到，一名德国摄像记者，跟踪拍摄敞胸露怀、著装不整的中国军人。他气愤地说，战士们在大热天开展救援行动，穿戴不够整齐，情有可原，但为什么偏偏要拍这种镜头呢。
对于张处“做正面报道”的要求，我回答说，“我们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处长不必担心”。这时，当地外办一位科长赶忙插话说，“只要客观就行。只要客观就行”。
这次在四川采访，途中经常会遇到关卡阻止车辆通过。不过几天下来，我已经不再担心会像3月份那样被警察送回成都了，更不担心警察会删除我冒险拍摄的珍贵照片了。限制车辆，主要是为了确保抢险人员和救灾物资顺利通行，并无限制记者的意思。
在北川，我们包租的车，连同许多志愿者的车辆一起，被挡在20公里以外。警察说，北川县城地域狭窄，容不下这么多车，去了也是添乱。所幸，他们只拦车，不拦人，要想徒步进去，请便。可20公里怎么也要走4个小时呀，即便有这个体力，也没有那个时间啊。
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搭乘有特别通行证的顺风车进去。我找到一位警官，请求帮忙。很快，他就拦下一辆想去北川运灾民的私家车，请车主专门跑一趟送我们到下一个关卡。
前一段时间，中国政府、官方媒体和各路网民曾经对西方媒体开展革命大批判，指责它们在西藏问题的报道上对中国不公。一些人甚至打电话到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西方媒体驻京分社，进行辱骂和骚扰。在北川值勤那位警官，似乎没有受到这些仇视西方媒体的宣传的影响。他的豁达与热情，着实令我以及同行的其他两名记者感动不已。
不过，在北川的采访中，一天之内就曾有三人问我，是不是CNN的记者。每当这时，我便笑答，“还好，不是”。不过接下来，当我递上名片的时候，对方又乐了，“原来是美国之音”。我不知道，如果真的遇到CNN记者，他们会如何对待，至少他们并没拒绝我的采访，有的人还相当热情，还有人说他对美国非常有好感，也曾收听过美国之音。
凡事都有例外。一名大校女军医，态度就相当生硬。她在查看我的记者证后，立马拉下脸说，“美国之音我们是严格限制的，我们有纪律，不接受采访”。
大校的回答似乎提醒了一名当地宣传部门的官员，他问我有没有在指挥中心登记。我说，没有，也不知道需要登记。他马上厉声斥责说，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没有登记，就不能采访！
可能是由于3月份在四川采访的不愉快经历，我一直保持著戒心，不敢主动跟当地官员联系，直到最后才发现，西方记者可以去省外办领取专门的采访证。一名德国记者告诉我，有了这个证件十分方便，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去。我心想，这次亏了，如果早点儿跟省外办联系，该能省去多少麻烦呀。
中国政府的开放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赞扬。驻华外国记者协会5月19号的新闻稿说，一些外国记者对当局允许他们进入灾区并及时提供灾情信息表示感谢。协会主席刘美远称“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我也是该协会成员，这是我一年前开始常驻北京以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表的少有的对中国政府开放新闻的赞扬文字。
近来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开始收缩开放尺度，已有外国记者在四川受到粗暴对待。路透社甚至断言，大地震后的媒体开放是短命的。
难道刚刚解开的套，又要重新系上？这使我不能不再次担心起来。不过，四川省政府在6月6号宣布，除极少数有次生灾害隐患的地方设立警戒线外，灾区各个地方都欢迎中外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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