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汶川大地震后对外国媒体的开放程度堪称前所未有。记者在灾区采访几乎畅通无阻，跟早些时候西藏等地发生骚乱后记者在四川的采访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3月中旬，拉萨及四川、甘肃等地藏区发生骚乱后，我紧急前往出事地点之一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成都去阿坝县城的长途客车已经停开，只好先去离它最近的县城马尔康。
汽车经过都江堰、汶川、理县这些今天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地方，可是当时，沿途各地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要说感受，那就是，看到的警察、警车特多，而且很多都荷枪实弹，偶而也能看见军车疾驰而过，气氛十分紧张。我一边观察车外情况，一边拍照，记录下自己的见闻。
在距离马尔康大约60公里的地方，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发生了。在一处哨卡，一车藏民被赶下车接受检查。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察也登上我所乘坐的客车，要求每位乘客出示证件，我只好很不请愿地掏出美国护照。“请您跟我下车”，警察客气地下达了命令，并且补充说，你不能继续往前走了。我问道，“这里不是对外国人开放的地区吗，为什么不许我过”？他回答说，现在是特殊时期，这样做是维持治安的需要。于是，不再多做解释。
警察搜查了我携带的书包和行李袋。令他们最感兴趣的显然是相机，连问都不问一声就开始删除里面的照片。凡是跟警察、警车相关的统统都被删去，就连有经幡的照片也给删了。一幅显示官方在街道上方悬挂的横幅的照片也未能幸免，横幅上书写的标语是“深入开展感恩活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令我不解的是，一名警官竟问我为什么要拍桥梁。他质问道：难道这也是风景吗？”
删完照片，警察把我的采访器材，架照像机和两台录音机，一字排开，摆在条凳上进行拍照。这使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在电影里看到的警察抓获“美蒋特务”的情景，落网特务的作案工具，也就是那些无法抵赖的确凿证据，是一定要拍下来的。难道我也被当作了特务不成？真有点儿哭笑不得。
从去年1月1号起， 中国开始对外国记者采取更加开放的政策，常驻北京的“外记”们去外地采访不必先经地方外办批准了。这虽然是个好消息，但是新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常常打折扣，许多外国记者都有采访中受到阻挠、干扰、威胁，甚至被拘留的经历。看来，这回轮到我了。
警察对我的态度既客气又坚决。这时已是下午4点钟了。他们拦下一辆私家车，把我送到汶川县城过夜。第二天，我不得不返回成都，草草结束了这次为时仅三天的四川之行。
后来跟人谈起此行经历，有朋友问，为何不抄小路，绕过警察哨卡。说者容易，做者难。公路两旁高山林立，重峦叠翠，风景虽好，但山势险恶，绝无小路可走。要知道，当年红军长征时冒死翻越的几座雪山均在阿坝州。
其实，去年我曾在外交部组织下入川采访，结识了一些热情的地方官员。正常情况下，旧地重游完全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而此时却唯恐避之不及。
跟许多“外记”同行一样，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报导，虽然得到一些听众的褒扬，但是毕竟没有进入事发地点，留下很多遗憾。
中国政府也由于拒绝外国媒体采访违反了奥运承诺而受到国际社会诸多指责。如何给这场攻关灾难解套，成了当时北京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