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许多民众和政治人物对自由贸易提出质疑的时候，曾经担任过美国政府最高级别的一些贸易官员表示，贸易不仅有利于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外交和战略利益。
在世界各地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越来越持怀疑态度的时候，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种情绪在美国国会尤其明显，美国国会不仅出台了大量针对中国的贸易法案，而且目前还没有批准美国政府与秘鲁、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
在克林顿总统任内长期负责美国贸易政策的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明了贸易对美国的重要性。
她说：“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一点，即美国的战略和外交政策利益与我们的经济利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大部分来自于我们的经济主导地位。我们的经济关系是我们在全球盟友关系中一个关键的支柱。”
巴尔舍夫斯基目前是威尔码黑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国际合伙人。她表示，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她指出，美中关系的基础是贸易和投资，但是国会在有关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上的投票，既是有关经济利益的投票，也是一个外交和安全利益的投票。
巴尔舍夫斯基几乎参与了美国跟所有主要贸易夥伴的有关市场准入和投资等协议的谈判。她说，贸易与更广泛的战略和外交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都得到了见证，而且远远早于全球化以及技术革新时代。
巴尔舍夫斯基还表示，这一理念得到了美国各届政府的认可。她说：“贸易所具备的促进繁荣与和平的双重而且是不可分的作用，使1947年以来的美国各届政府的贸易政策充满活力，它也使1947年以来的欧洲各国政府富有生气，它也使由此而成立的国际体系受到鼓舞。”
巴尔舍夫斯基大使指出，1947年在成立关贸总协定的同时，在经济方面也成立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此同时，北约和联合国也在同时成立。她说，这种远见产生了巨大的好处。
她说：“在过去50年的时间里，随著工业化国家把关税从40%削减到今天的平均4%，我们的实际人均GDP从1万2千美元增加到3万8千美元。它给美国带来的安全和外交利益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公开的市场以及自由的经济政策成为那些在铁幕统治下的国家的一座灯塔，它也有助于冷战的结束。中国的邓小平在70年代末看到了西方自由经济模式，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同国际社会进行融合有利于中国，而且随著中国走出孤立状态，从安全的角度最终也有利于中国。”
巴尔舍夫斯基说，这种把贸易和战略以及外交利益结合在一起的远见现在日渐成熟，但是随著新经济的出现、欧洲的崛起、中国的复苏以及亚洲地区的整合，这些都给美国带来了挑战。她因此建议美国大大加强它对亚洲地区的关注，避免拉美地区与美国的进一步脱离，加强与欧洲的接触、支持中东地区的和平努力，继续支持现有的贸易体系以及加强国际机构。
在1989年到1993年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希尔斯大使也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美国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贸易还是放在外交政策上的问题。
她说：“我认为，打开国际市场可以在外交问题上提供正面互动的机会，特别是在拉美、亚洲和穆斯林世界，使我们能够推动我们的外交政策目标。我们最初打开国际市场、促进增长的一些回合的谈判帮助了那些二战后经济受到摧残的国家的复苏，减少限制发展中国家商业机会的贸易壁垒的多哈协议将会促进这些经济体，而且为所有世贸成员国提供巨大的市场机会。”
希尔斯大使还强调了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取得成功的必要性。
她说：“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多哈回合是有关发展的谈判。这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抓住这个机会，我们将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
这位老布什总统的最高级贸易官员指出，尽管用来制订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多边谈判机制进展缓慢、受政治惯性的约束，而且总是只能就最低的一致达成共识，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仍然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它可以与其他的选择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