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后被中国政府指为“六四”黑手的包遵信先生北京时间10月28号病逝，享年70岁。
*胡平：具有公共知识分子特性*
早在1979年就在北京结识了包遵信先生、目前担任总部设在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的胡平先生介绍说：“包遵信是1937年出生的人，北大中文系毕业，1979年就在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同时兼任读书杂志的编辑，后来当过读书杂志的副主编。”
除了读书杂志以外，包遵信还是《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之一。这些书籍和杂志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刚刚开放期间，在社会上，包括在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中间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胡平介绍说，1980年，由包遵信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组织召开了一次中青年理论研讨会，在当时可以说是开了这个领域的先河。胡平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种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特性。”
*挚友：忧国忧民且大胆直言*
熟悉包遵信的人说，他不仅具有忧国忧民的胸怀，而且还敢于大胆直言。在一些讨论会上，偶尔可以看到他不平则鸣、甚至拍案而起的情形。还有与他相识的人撰文说，包遵信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曾说自己是宋代包公的后裔，是真是假未可稽查，不过，他的皮肤黝黑是真的，而且他的豪爽大度、直言不讳的脾性也不逊于包公”。
包遵信对中国思想史有很多研究，他出版的书籍当中包括80年代中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史方面论文集]中的《跬步集》、以及后来在台湾出版的《民主与启蒙》以及《六四的内情》。
*被政府指控为“六四黑手”*
包遵信被中国政府指控为八九年“六四”民主运动的“黑手”，并被判刑5年。出狱后，他除了从事研究、写作之外，也一直参与人权活动，先后参与多项维权签名和声援民主派人士和家属的活动。
现为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候选人的王丹星期天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王丹说：“中国的1980年代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启蒙，说到思想启蒙，包遵信是个代表性人物。他是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个象征。那么，没有80年代的思想启蒙，就不可能有89年的学生运动，也不会有我们89一代的对民主的追求。”
*王丹：80年代思想启蒙代表人物*
王丹说，包遵信等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启发了当时年轻一代对于政治文明和民主社会的认知。
他说：“80年代的启蒙就告诉我们说，国家是我们自己的，是每一个公民的，民主能够使我们活得更有自由、更有尊严。”
作为89年学生民主运动领袖人物之一的王丹回顾说，80年代的启蒙没有什么很复杂、高深的理论，但是通过那些浅显的道理，让那一代年青人的思想变得更为活跃，更向往民主和自由，同时也活跃了当时中国整个社会的气氛。
王丹补充说：“‘启蒙’就是告诉我们，作为一个读书人，要对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要去关心社会，要去关心国家的事情。”
在谈到他和包遵信先生的交往时，王丹说：“包先生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非常地平易近人。那时80年代他已经是知识界的领军人物、非常出名的学者，他虽然个子不是很高，但是精力非常充沛，和我们年青人很能够打成一片，完全没有大知识分子的架子。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学生和知识分子之间联系的一个桥梁。”
对于中国政府给予包遵信“六四黑手”这一称呼，王丹说：“不要说包先生，整个中国人民都是六四运动的‘黑手’，如果说共产党说包先生是黑手的话，那他只是中国人民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如果这个‘黑手’是包先生的话，那是他的光荣！”
王丹说，通过包遵信先生的去世这件事更可以联想到曾经在80年代给年青一代、给中国社会发挥过启蒙作用的那些老一辈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处境，尤其是那些流亡海外的老一辈人士的处境，希望中国政府在他们的有生之年，尽早让这些人能够有回去中国的自由，同时也应该给这些人历史的公正的评价。
王丹说：“包先生去世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有看到中国民主化，这个任务我们当然义不容辞要把它承担起来，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看到中国的民主化的实现。如果真的有这一天的话，不说别的，就从我个人来讲，也算对得起‘老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