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些地区的三峡移民因生活贫困、生活环境恶劣而上访抗议，受到地方公安部门的骚扰和威胁。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当局上马一些大型水电工程，强迫库区大批移民，对社会环境和移民生活都造成许多后患。
在纽约的“中国人权”说，一些三峡移民因为抗议移居地生活环境被附近工厂的排放物污染而进京上访告状，被地方公安部门强行拦截。另外，上访人员还因为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受到当地公安人员的骚扰和威胁。
8月6号，湖北省秭归县茅坪镇杨贵店村村民付先财、王开芬、陈意春、颜克华、恭万军等人代表500多名村民进京上访，反映“秭归县四宝纸业有限公司”和“华法美制药有限公司”以及垃圾厂和金矿处理场的排放物对杨贵店村的水资源和空气造成严重污染。村民穿了在茅坪河里洗过的衣服会浑身发痒。
但是，在付先财等人乘坐的客车出发后，秭归县政府和公安人员动用10多辆警车和40多名警察强行拦截，强迫上访人员下车，并警告他们不要去北京告状。
村民代表付先财说：“在我们当地生活污染、空气污染特别严重，我们在家、出门，空气特别臭，闻起来头昏头胀。最近几年有3人死于肾炎，村民都反映同污水有关。”
*移民向当地部门申诉无答复*
付先财说，他们就当地工厂排放物污染多次到当地有关部门反映和申诉，一直得不到答复，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寄希望中央政府能过问此事。但是，就这一点公民的基本权利也被剥夺。
付先财说，因为5月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他受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不断的骚扰和威胁，公安人员对他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控。他还多次接到骚扰电话，威胁他儿子的生命。
付先财说，作为90年代的三峡坝区移民，他们不仅蒙受着当地工厂的污染严重，他们的生活着落也不如以前，国家应给他们每人3万5千多元的移民补偿款，他们只拿到7千元。他说：“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就是靠打工。有的老年人就是靠在外边拣破烂。生活都无法维持。只有一个户口挂在这，上边也不给农民地，也没有工作。只是每个人的安置费给了7千块钱。”
付先财说，他为了三峡移民补偿安置费用的问题到北京上访达十几次，并通过行政诉讼和法院起诉，一直没有得到有关行政和司法部门的答复。他说，上访人员被抓、被打、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劳教、判刑的事例很多。
长期关注三峡问题的北京作家戴晴女士指出，中国大型水电工程，是以库区农民牺牲他们的土地和家园为代价的。她说，在50年代，三门峡库区移民的安置补偿是直接把钱交到他们手里的。但是后来到八、九十年代，开发性移民的政策导致三峡移民的权益严重受到侵犯。
*戴晴：九十年代贪官横行*
戴晴说：“九十年代同五十年代基本不同的就是贪官横行，每一个官员在他的位置上，都要用他的权利换取一些利益。所以当三峡工程移民款的发放不再把钱补到移民手里时，因为钱落到一级一级的移民官员手里，就是剥夺，就是无数的贪污，无数的造假。”
戴晴还表示，九十年代库区移民同五十年代的“顺民”不同，开始意识到“公民”的权益，为自己家园和土地争取应得的补偿。因此，维权的请愿、申诉、示威、抗议活动时有发生。
戴晴说，中国的一位社会学家五十年代末曾经预言，也许21世纪的前50年，中国因为各种工程的移民将没有安定的一天：“如果不是政治上的专制国家，是没有可能动不动就移民几十万、上百万，没有可能。一定是这个移民是一个发不出声音的受害群体。他们没有可能为自己的利益抗争才可能暂时地实现这样的移民，而后患无穷。一个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的生活。再有对国家的安定是一个隐患。”
戴晴说，现在不仅九十年代的坝区移民在要求有关部门追补他们应得的安置补偿，五十年代的坝区移民也在追讨他们早该得到的应有补偿，这为中国社会埋下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据悉，秭归县政府答应要在8月20号对杨贵店村的环境污染作出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