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紫阳文集》。这套共四卷的文献汇编了从1980年到1989年期间赵紫阳的文章、讲稿和信件等等，“总结改革开放起步十年的经验教训”，不过并没有包括赵在“六·四”期间的历史性演讲。有分析说，“文集”展现中国领导层面临的一个难题：如何让经济自由化与支撑共产党政权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挥之不去”。那么，《赵紫阳文集》是否投影出今天的现实：中国八十年代改革来时路，三十年之后已经去向不明？
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说，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路已经死了20多年了，现在香港重新出版《赵紫阳文集》很好，使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阅读《赵紫阳文集》，鲍彤说他最大的感触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曾经使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崩溃走到了经济起飞；政治上也开拓了一条路，从鸦雀无声到大家都可以到天安门发表自己的意见。
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经济自由化和中共所谓“马列毛”的基本意识形态是有根本性的冲突的，毫无疑问最终必然是要发生某种对抗性的矛盾。赵紫阳先生的功绩就在于他试图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逐步改革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使之真正地跟世界接轨，而且在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的某些层面都取得了某种成功。赵紫阳主要在八十年代执行了经济改革，同时八十年代后期的政治体制改革他也勾画了蓝图，为中国真正纳入现代文明体系和国际主流体系做出了贡献。虽然在1989年被元老派打压，但这件事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痕迹，将来一定会复兴起来。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赵紫阳防止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进入经济领域相当成功，这一政治活动浪潮在经济领域受到了阻力而停止。此外，赵紫阳还特别强调这次“反自由化”只限于党内，民间与党外鼓吹自由化的观点遭到了官方的批评，但人并没有受到官方的惩罚，这次反自由化的力度比先前大有削弱且虎头蛇尾。之后八九年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自由化浪潮，这应该和赵紫阳当年的处理方式是有直接关联的。鲍彤先生说，赵紫阳曾用两个词概括当时他搞的改革，一个是“自由经济”，一个就是“民主政治”。在前期，赵紫阳的努力主要是要实行市场经济（当时称“商品经济”）。
有经济学者认为，李克强是“市场和民营经济派”，而习近平是“指令型和国有化经济派”，偏好毛时代的经济模式。陈奎德先生表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习近平想要批评李克强的经济观点，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按照经济学分析得出的结论实质上和李克强一贯强调、也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过的“由市场来决定整个资源分配”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刘鹤看似在批评李克强，实际却是在提倡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和习近平明确提出的要“加强国营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的方针是不同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胡平先生说，很遗憾《赵紫阳文集》中并没有当时八九民运的相关文件。对此，鲍彤先生表示，《赵紫阳文集》是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出现的，没有包括他六四以后的文章、改革历程等。因为当时在中共领导人中，“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只是不确定要如何改革，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而赵紫阳每做一件事都是要兼顾到其他所有人的意见，再发表意见。这是一种隐晦的表达，也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必须采取的形式。
陈奎德先生说，赵紫阳和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两位比较罕见的人物。原因可能是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共当时处于一个比较特殊的危机时刻，邓小平需要一些能干的人来挽救这个危机、通过经济改革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这是在罕见的情势下提拔上来的罕见的人物。而现在中共对于领导人的筛选很严格，要看他的意识形态是否能够忠于党，进而保证这个江山继续存在。目前的中共上层领导人不存在赵紫阳和胡耀邦这样的人物。而将来如果有重大危机发生，什么情况都还有可能发生。
鲍彤先生说，“改革已死”的意思是，现在的改革只是一个词语，是为了完成共产党的梦想。“中国梦”实际上是“中共梦”，是使中国共产党垄断执政长命百岁。因此这种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所谓“自上而下”实际上就是一种腐败，是用腐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而赵紫阳一直倡导的是改革应该自下而上，由改革的主体发起——也就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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