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上星期四发出裁定书，对改革派杂志《炎黄春秋》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违反合同裁撤管理人员一案不予受理。
《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为了维护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杂志社依法办刊的权利，杂志社将穷尽一切合法手段，将抗争进行到底。而《炎黄春秋》聘请的律师表示，将会在十日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炎黄春秋》是否还有“起死回生”的可能，还是正在进行一场打不赢的战争？《炎黄春秋》的丧钟将为何人敲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此案的理由是中国艺术院和《炎黄春秋》是主管主办单位和被管理单位之间的管理事宜而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纠纷，因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范围。
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章立凡先生认为这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当初《炎黄春秋》杂志社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签订的协议书中，双方已互相认可对方是独立的平等主体。而且协议书已清楚表明《炎黄春秋》杂志社是民营企业，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坚持自己借款还款，而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以一纸公文的方式就把杂志社的财产夺走，是一种夺产的做法。章立凡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和薄熙来在重庆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一种不讲道理的“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的做法。朝阳法院以这样的理由不予立案，丢的是现在领导人的脸，并没有依法治国、依宪治国。
章立凡先生认为，这件事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可能有一个大家没有注意到的原因：赵紫阳文集几乎与此事同期在香港出版。《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是赵紫阳的旧部，也曾出版过关于赵紫阳晚年的书。出版商说赵紫阳文集是由三位赵紫阳的旧部一起出版。这两件事并不一定有关联，但不能排除这是一种“指东打西”的报复的可能性。
章立凡先生说，中国艺术研究院最近人事变动很大，一是在2014年处理《炎黄春秋》“换婆家”一事的中宣部副部长现在调到了文化部，二是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王文章刚刚下课，还有关于李源潮的一些传闻，这些因素都值得考虑。
此外，章立凡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背后是谁做出这样的决定非常值得思考。《炎黄春秋》历来被认为是有丹书铁券的，也就是当年习仲勋为其题字，说“办得不错”，现在谁有能力推倒这个评价是很耐人寻味的。有人说是“高级黑”，是宣传部门要黑现任领导人。但章立凡先生认为，大家公认现领导人的权利非常大，没有人敢黑他。
《炎黄春秋》杂志社表示要在十天之内向北京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先生认为除非中国政治产生根本上的逆转，否则上诉并不会有结果。无论是从章立凡先生阐述的哪一种理由出发，此次对《炎黄春秋》的处理都是既不讲法理、不讲道理、也不讲情理的。这一决定基本不可能在中国当前政治气氛及法律框架之下改变，只会让一批令人尊敬、同时又很孤单的老人认清真相：这个党没有救的可能性也不值得救。何频先生说，一个比较悲哀的事情是，这些文化界和知识界的老人的呼吁并没有得到人民的相应，很少有看到中青年人对此事发表评论。
一位观众认为现在的习政府正在模仿前三十年的模式，重复两次反右运动。对此，何频先生表示乐观，认为虽然现在的政府、法院、警察动用很多资源压制不同声音甚至有意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但现在已经不像五六十年代时民众会积极参与相应了。现在的民众更多的选择沉默，而沉默就是一种力量，越来越少的人成为政府的帮凶，这就是中共现在面临的困境。只要有契机，沉默的大多数就会勇敢地站出来。
章立凡先生认为，现在的左派在一些官媒、红色媒体上制造舆论，说在习仲勋先生题词之后，《炎黄春秋》在2002年后就变了，变成右翼势力了。而这种说法当然是配合官方为了整肃《炎黄春秋》而造的舆论。“丹书铁券”之所以不管用了，是因为《炎黄春秋》本身确实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而且父亲和儿子的观点也并不一定完全一致。
章立凡先生表示，现在的状态是“从今改革门关闭，救党心头再补刀”，这也是《炎黄春秋》及很多老人现在的处境。如果改革大门关闭，敲响的其实是这个体制自身的丧钟。何频先生说，《炎黄春秋》这一丧钟代表着改革无望，老人们努力无果，也是为体制的未来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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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视频：《炎黄春秋》丧钟为何人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