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10月17日坦承，曾在学生时代，担任国民党情治系统的线民，协助侦搜政治犯和学运人士。黄国书除了致歉之外，也宣布立即退出民进党。这场民进党内的政治风暴再度引发各界对“转型正义”进程的热议。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的报告，国民党主政下的调查局1980年代在全台湾布下的线民超过三万人，试图组成一个滴水不漏的社会监控网络。
民进党立法委员黄国书曾是威权时代的线民，消息经媒体曝光后，引发台湾政坛热议。黄国书本人于10月17日透过脸书坦承，他确曾被迫协助情治单位政治侦搜他在大学时期认识的反对人士和学运分子。对这段戒严时期的往事，他向当事人表达愧歉，并宣布三退：退出民进党和立院党团的运作、以及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
他写道:“从政后我努力工作，致力推动台湾本土历史文化的重建，算是对当时犯错的内心救赎。”
黄国书线民案掀政治风暴
黄国书本人认错后即保持缄默。但据《联合报》报道，黄国书监控的对象应是台独作家杨碧川，他曾向情治单位描绘杨碧川家中的格局，也收取过每月至多上万元新台币(约360美元)的线民费。报道称，这让学运人士非常不谅解，因为当年他们为理想苦撑，每月支度不到新台币5000元。报道更引述民进党大老利锦祥的质疑：黄国书“从政前为何不及早坦白？为何还让大家继续栽培(他)?”
不过，也有党内人士肯定黄国书勇于认错。据风传媒报道，民进党立委苏治芬表示：“推动转型正义的真谛，不是清算，而是在历史这本大书中，补上被糊起涂抹的黑暗篇章，让人们能读到真实。”她更援引南非的实务经验，呼吁各界“用特赦换真相，用真相换和解。”
对此党内的政治风暴，台湾总统蔡英文也于10月20日的民进党中常会做出回应。她说：“转型正义真正的用意，并非清算，更非斗争，而是让威权统治机关所犯下的过错，可以被揭露，让受害者可以清楚历史的真相，让社会在充分理解当年伤痛的历史之后，找到和解的可能，并且让这个国家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共同体，往前走下去。
转型正义是一个社会在民主转型之后，对过去威权独裁体制的政治压迫、以及违法和不公义的行为，加以平反的工作，包括还原历史真相、追究加害者和弥补受害者等。
戒严时期“线民”如何运作？
台湾的威权时期，也称“白色恐怖时期”，始自1949年5月20号，直到1992年5月18日。在此期间，当权者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除颁发戒严令限制人民自由外，也建立“八大情治系统”，包括国家安全局、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国防部保密局、调查局等，还布署“线民”，对特定个人与群体进行严密监控，以协助情治单位掌握情势。
根据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促转会)委托台湾大学所做的“威权统治时期校园与社会监控之研究”报告指出，调查局在1981年编印“布建工作手册”，全国预定布建线民达3万名，其中40%平均分布在各行政村里，60%平均分布于社会各阶层，既广且深。
该报告称，无论是遭胁迫或被利诱成为线民，这些线民也分等级。“一般布建”的线民每月至少要联系调查局人员一次，“重点布建”者则每月联系2次以上，而“内线布建”及“侦破布建”者则与调查局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除了“一般布建”没有固定薪资，其他的线民每个月能支领新台币1千元至2万元不等的报酬。
遭侦搜监控的受害者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讲座教授、作家陈芳明，曾经是国民党线民的受害者。陈芳明表示，1974年他赴美求学，求知欲强的他当年在学校图书馆读了许多中国相关的书籍，包含人民日报，没想到却因此被线民盯上。有一次他打电话回台湾，才知道调查局竟登门找他父母盘查，引发父母担忧，期间母亲曾赴美探望他，离去时在登机门前泪流满面。
陈芳明回忆当年，告诉美国之音：“她好像要跟我诀别的样子，她就说，你答应我，做一个平凡的人。她转头就走进去(登机门)，那时候我的心好痛，看到母亲这样流泪。我就觉得蛮奇怪，我只是看我想要看的书，很平凡的一件事情，可是在国民党眼里，我就是江洋大盗。”
陈芳明说，他成为黑名单人物，无端连累家人，至今仍对父母心有亏欠。陈芳明说：“他们(父母亲)确确实实是领教了整个戒严时代那一种痛苦，她的孩子在海外变成黑名单不能回来，这一点我一直还是对我父母有亏欠。”
性格强硬的陈芳明，为了反抗国民党威权政府，便开始在海外主办批判性的政治刊物，流亡18年后才回到台湾。陈芳明说，台湾的转型正义要做到，让他自己和全民都可以自由发声，说自己想说的话。
威权时代的“加害者”
因民情不同，各国执行“转型正义”的经验也不同。以南非为例，着重揭露真相，寻求和解，而德国则是倾向追究加害者，并予以审判和惩罚。
台湾脱离威权时代已有30年，是从2016年才开展转型正义的工程。
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林佳和认为，“加害者”是一个多层次、多意涵的概念，也许是道德上该谴责的人，也或许是法律上应当要追究的人，要如何确切定义，并不容易。
林佳和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全世界最长的戒严，超过38年，台湾又经历过比方说二二八事件、清乡、白色恐怖，接近军事独裁，到威权、到半威权，半开放。那么长的岁月，又经历过统治从高压，到相对半开放，非常多复杂的时期，我们确实必须承认，我们在对于加害人的掌握跟定义上非常困难。”
“转型正义” 知易行难
依法处置加害者和追求转型正义，有五大常见的程序，分别是：刑事追诉、特赦、成立真相委员会、补偿赔偿与人事清查。林佳和指出，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不以刑法来追诉加害者，即便他们经判刑、也会给予特赦。其中，他说，人事清查是比较中性的作法，不查民营企业，仅调查公部门，像波兰与捷克就不容许威权统治的帮凶共犯留任公职。至于台湾，目前的重点工作仅有“补偿赔偿”。
分析人士说，以台湾的政治氛围，“转型正义”容易陷入僵局。一来是追求正义的同时，若祭出对加害者的惩处，很容易被视为政治斗争。二来若当权者呼吁受害者放下过去、寻求和解的，则会被苛责为粉饰太平。台湾各族群在威权时代的经历各不相同，在互不理解下，转型正义也难有共识。
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黎家维就认为，台湾的转型正义针对性太强，处理的对象明显是国民党，由于国民党仍和民进党存有竞争关系，因此难脱政治斗争清算的联想，追求和解的高度也很难看见。
黎家维告诉美国之音：“政治领导者、各党派，如果真的要推动和解的话，真的要携手起来，一起做这个事情。现在的领导者我是看不到这种氛围，在我看来，动员仇恨是一个最廉价的方式。”
黎家维说，走过威权时期，台湾的政治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转型正义若是追求速成，容易陷入仇恨与冤冤相报的循环，甚至另一个不正义。
转型正义加深分裂？
不过，政大法学院的林佳和认为，台湾必然要追求“转型正义”，即便部分人士担心，转型正义会加深分裂，但他认为，不愿面对转型正义，反而才更加深分裂。
林佳和说，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政治菁英的态度，以及社会对平反真相和伸张正义的要求力道，都是各国执行转型正义时，最重要的关键。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前景，他略表悲观，他说，台湾社会必须先忍受一定程度的分裂，才能再度找到共识。
林佳和告诉美国之音：“台湾社会那种极度乡愿，只要有钱赚，只看经济，极少为了公义而勇敢的站出来，所以台湾的转型正义，自然不可能像德国那样。你说南非好了，南非的真相与和解，一定要先有真相，没有真相没有和解可言。 那台湾社会连真相都不要。”
台湾的“和解政策”
台湾于2016年规划成立促转会，这是一个规划机关，针对各转型正义的议题，例如，台北中正纪念 堂的转型计划，提出立法、修法的建议给行政院长，最后将执行工作移转给国家。
对此，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黎家维建议，促转会应以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员会为典范。他说，该委员会的主席是知名的屠图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其名言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他呼吁，作为规划社会和解的促转会应向屠图主教看齐，带头鼓励宽恕与和解，否则若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将不具说服力。
黎家维认为，台湾30年后才来推动转型正义，多数加害人和受害人都已过世，而仇恨情绪也已不如当年强烈，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后代子孙或许能较持平地去看待当时的社会氛围。
曾遭党国迫害的作家陈芳明，也同意消弭仇恨，追求和解。他告诉美国之音：“我觉得转型正义是，你只要把历史的真相公布，就是一个转型正义了。可是你要做报复性的(转型正义)，我是比较不主张，这种报复你就永远没完没了，你报复了他们，你又制造他们家庭的不幸。我还是从人权的观点来看，他是迫害者，可是既然都已经解严了，我们就来和解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