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中国文革史研究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图书馆教授宋永毅出版新书《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这部著作从毛泽东的情欲、变态、猜忌等非理性因素，分析论述他发动、领导使中国濒临崩溃的政治浩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重大事件的缘由。一些文革研究者认为，宋永毅的新著为研究毛和文革的关系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宋永毅告诉美国之音，从对大量已有材料做出分析，即“旧材料新分析”，他发现：“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余人中至少三人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 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更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恐惧症、偏执人格，对人的无端猜疑等”。 宋永毅说，他的新著就是“从他们的非理性思维和他们的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文革决策。”
《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由台湾联经出版社于10月29日出版。全书共517页，分九章。其中六章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六位文革领导人，三章论述政治夫妻、文革与土改暴力对比、文革产生的异议思潮和群体。该书引述了近50部中文资料汇编和著作、六部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宋永毅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讲座教授陈永发和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徐友渔作序。
意外被窃听触发政治事件
“本书用心理学的方法，透视了毛泽东的情欲和私生活。”宋永毅写道。但他表示，研究的聚焦并不是搜集八卦秘闻，“而是为了揭示为人们忽略的重大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以及毛泽东的情欲又怎样戏剧性地导致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
书中讲到了1961年发生的 “窃听事件”：“毛的车队到了山东，毛跟女友在火车上乱搞，结果负责窃听的警卫员就跟这个姑娘聊起来，说刚才你跟毛泽东说了什么话我都知道。这个女友大吃一惊，她就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大光其火，说你们现在就要像赫鲁晓夫那样（对待我）了，”宋永毅说。
尽管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以便紧跟毛而做出的一项对毛进行录音的正式决定，但因偶然涉及了毛的私生活而引起他的暴怒和猜忌。
尽管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线领导人向毛解释，这样做是“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毛认为，他们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
宋永毅引述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回忆录中的话说，这件事立刻引发了两个变化：毛和刘等人的关系向敌对转化，以及毛贴身工作人员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女友”群体。从此，毛更相信“女友”才会告诉他真实情况。
“窃听事件”的直接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文革中成为首当其冲的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
威斯康辛大学教授、《中国文革历史词典》共同主编郭建对此评论，“窃听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毛泽东出于无端猜忌甚至恐惧，担心身后会有掘墓人，“于是，文革的头号打击对象刘少奇就得了一个‘中国赫鲁晓夫’的称号”。
郭建说：“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毛泽东由此退居二线，同时又不甘大权旁落，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因此发动文革，这可以说是他的理性决策。但是，他的非理性的多疑、猜忌，甚至妄想，未必不是文革启动的重要因素。”
毛的女友影响文革走向
宋永毅在书中分析了1967年发生的5.13事件，一场发生在当时北京军队机关群众组织“老三军派“和”新三军派“之间为演出而进行的武斗。前者是保军队当权派的保守派，后者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
周恩来当时主张双方联合，“从全国的权力格局上来讲，也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军人集团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 宋永毅写道。
“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宋永毅写道。因为毛当时的女友、两名空政文工团的女演员是老三军派，她们向毛哭诉受到造反派的打压，于是毛心疼地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喽。”
宋永毅说，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的承诺，林彪出来公开支持保守派，而此后，林彪代表的军人集团就从江青代表的中央文革派手中夺过了对群众运动的指导权。
“按照毛泽东对文革的立场他应该支持造反派的，应该反对保守派的，” 文革研究者徐友渔说。“但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和情欲，其实毛泽东在政治上做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如果用正常的政治斗争的思维来理解的话，毛泽东是不应该这么做的，或表态应该是相反的，结果他做了这样的表态只能用他的任意性、随意性和性心理才能够加以解释的。”
宋永毅在书中分析的另一个例子，说明毛由于“女友”因素影响了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立场。1974年，毛泽东针对周恩来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抓住叶剑英等军队老干部搞特权把孩子送进部队的行为，大批“走后门”，并使之成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叶剑英迫于压力写信给毛检讨自己的“严重错误”。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批复反安慰叶：“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后来毛承认他这么说的原因是：“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
“这是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蛮横的指示。使得这个运动一下就嘎然而止了，使得叶剑英这些对开后门要负实际责任的人一下子就给解脱出来了。”徐友渔说。
“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为了自己的性欲，实际上是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是做了妥协和让步的。如果不知道这种背景的话，对毛的战略部署的任意性和混乱性就不可理解，知道了原委才理解。” 徐友渔对美国之音说。
德拉瓦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表示：宋永毅通过对文革前后毛和周围一些地位并不高、但和他关系十分密切的人物——尤其是青年女性——的关系，为文革中一些扑朔迷离的重要历史事件做了分析和合理推测。
“揭露这个事实，不但不会导致历史认识中的不可知论，反而在更大的范围和更深的意义上揭示毛泽东体制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规律：在正常政治生态中是偶然性的个人因素，在这个体制下恰恰成为了规律。这也是共产党中国政治悲剧的根源之一。”程映虹说。
程映虹认为，宋永毅新著开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从对领袖个人因素的论述开始，“使得我们看到在极权体制下，领袖个人的作用由于体制的极权性质和个人的集权地位而被放大了，所以在共产极权体制下，领袖个人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状况对政党和国家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自由民主体制之下类似的关系。”
宋永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萌生写这样一本书的念头始于20年前。“1999到2000年我到中国去搜集文革材料，结果被国家安全局扣留了，说我做间谍、向海外提供情报。在4个月监视居住期间，那些办案人员和看守最感兴趣的就是文革期间领袖人物的私生活，”所以我当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真实的文革、那些领袖人物的非理性思维、他们的精神状态，怎么对文革的决策发生影响。这个大概是（写这本书的）来历。”
被迫害妄想症和偏执性人格
毛发动的文革瘫痪了几乎所有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打倒了几乎所有共产党第一把手。宋永毅认为，这种疯狂举动跟毛泽东“被害妄想症”不无关系。
“毛泽东生前一直讲有人要搞政变，他研究了多年的政变，林彪在他的5.18讲话中讲了。但谁要搞政变？贺龙要搞？刘少奇要搞？彭真要搞？文革过去55年了，查下来没有人要搞政变。这个都是他想象出来。但是噩梦一直贯穿到他的晚年。当然林立果（林彪之子）是搞刺杀，但是这也是被毛的妄想症逼上梁山的，”宋永毅說。
郭建认为，毛在文革一开始首先打倒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就是出于无稽之谈的阴谋论。“这也和领袖无端的猜忌和多疑有关。” 他说。“从惯于揣摩毛泽东心思的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政变经’来看，毛泽东甚至怀疑这些人要发动政变。”
郭建说，于是，毛决定远离北京，躲在上海，在一个他认为安全的地方遥控北京的局面。“你说，这个被称为文革第一战役，并推出文革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事件，里面有多少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我认为宋永毅先生的研究角度很有意义，有新意，有启示性。”
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发展到“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键一步是毛泽东在1966年8月4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将文革斗争范围和对象扩大升级。在宋永毅看来，这种急剧升级并非按计划行事，而是与毛泽东“随时会失控“的”偏执性人格“有关。
“这个源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们的一个内部讨论，他（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实际上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得到毛同意的。那么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毛立刻大光其火、非常冲动，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然后就写了这样一张大字报。”宋永毅说。
宋永毅引述原“四人帮“笔杆子原上海写作班《罗思鼎》负责人朱永嘉在对文革进行反思时说，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在“存在心理障碍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毛作为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他那时的思想情绪始终处于非常激烈的爆发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人往往会失去理智，失去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毛的地位特殊，谁也无法去缓冲双方情绪的冲撞。所以在那样情境下做出的决定，怎么可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呢？文化革命在起点上便打上了偏激的情绪。” 朱永嘉说。
毛江政治夫妻
宋永毅对毛江夫妻关系进行的分析认为，江青干预政治“实际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宠的结果，”；“毛在外面不断升级的拈花惹草伤害了她原来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写道：“毛的私生活骇人听闻”，“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到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没有别的娱乐，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乐趣。”
宋永毅说，江青“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她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来和毛保持长期利益一致的政治夫妻关系。”
书中引述李志绥的回忆：“毛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
宋永毅说，“1958年江青曾被中国一群最出色的神经心理科医生诊断她有多重人格和强迫症，这些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当让江青去参与文艺活动，放松放松，结果江青就成了文革的旗手了。”
文革中江青利用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身份，疯狂迫害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三十年代文艺界名人等她眼中的所谓“仇人”，而她的行为歇斯底里程度很难用正常人的状态加以解释。
宋永毅写道：美国作家维特克在访问江青的时候发现：“江青掌权后所阐释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的故事，‘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
江青长篇描述如何和鲁迅一起受到周扬等人迫害的故事无据可查，“完全可以当作一个被迫害妄想者的自白”。宋永毅写道：“现在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不少受了江青残酷迫害的人一直想不通江青要迫害他们的缘由”。
书中讲了江青在文革中首次出席万人集会发表演讲批判向大学派工作组的时侯，突然痛哭失声地控诉起毛泽东的儿媳妇邵华对她的“迫害”：“阶级斗争搞到我们家里来了! 特务搞到我们家里来了！我气愤！我要控诉！” 她的爆发令全场红卫兵小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江青在文革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文革派“四人帮”的首领。她在被逮捕后的审判中公开承认，“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宋永毅说，在毛的“夫人参政”的鼓励下，毛和江青这对政治夫妻在文革中演绎出了“夫妻政治”。而江青对夫人参政的热情甚至直接导致了国际后果。
“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太太在1989年人民起义中很快被枪毙了。为什么杀了他太太，来自罗马尼亚的英文材料说明，1971年齐奥塞斯库与夫人伊琳娜·齐奥塞斯库访问中国，和江青谈了很久，江青给他出了主意说，夫人要参政，伊琳娜回去后很快成了政治局委员，成了党的第二把手，跳到前台做了很多迫害人民和干部的事情，造成她的民愤比齐奥塞斯库还大。起义的时候马上就把她给枪决了。”宋永毅说。
习泽东走得很急
当被问到他新著的现实意义时，宋永毅说，“独裁者有共性也有个性，但共性往往大于个性。尤其是有一个新的独裁者公开说他崇尚一个旧的独裁者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也就是说他要对旧的独裁者进行模仿，这个相同点就更多了。”
“习近平多次表示对毛非常崇拜，现在已经叫他习泽东了。习近平正在走向一个他要成为中国人民伟大导师的路上，他走得很急，” 宋永毅说。
习近平要模仿毛搞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他废除了邓小平在文革后建立的集体领导和最高领袖任期制，“他和毛一样要做终身领袖，” 宋永毅说。“他已经21个月没有出国了，他隐蔽在中南海。这个风格和毛很像，毛就是制造神秘感，深居宫中。”
宋永毅说，习近平对毛泽东的模仿，是对文革许多政策的召唤和死灰复燃，“所以我讲文革研究处于低潮，但文革作为一个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在中国却是高潮。你去看看韶山几万人在毛像前顶礼膜拜，真的，这个文革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徐友渔认为，宋永毅新著的现实意义在于中国领导人的非理性决策仍在继续。“很多镇压、很多不得人心的事情、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其实不做对他们更有利，结果这种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他举了中国私营企业家任志强因批评习近平的言论而被判刑18年的例子。“如果我们把统治者想象成高度理性、精于计算的话就使很多事情没法解释了。”
郭建认为，宋永毅新著的现实意义在于，“不仅毛所指的秦制仍在当下的中国继续，而且现在的中国正在向中共中央曾经否定过的文革倒退。始于‘万岁’年代的个人崇拜逐步抬头，今年出版的简明中共党史用五页篇幅文饰文革，用将近六十页的篇幅歌颂习时代。党、政、军的‘核心’修改宪章，使自己能够终身连任。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也愈演愈烈……”
“宋永毅先生的新作一方面是对历史做出新的阐述，另一方面也为当下的中国提供一面镜子。”郭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