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已故的领袖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名义上已经在1976年结束，但文革在当今中国是一个所谓的超敏感话题。9月初，在中国官方媒体大量转发一篇文章令众多中国人担心中共当局又打算再来一次文革之际，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发文试图安抚公众。然而，胡在文章中回避明确提及“文革”。尽管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媒体避免提及文革，但中国公众依然对文革卷土重来的前景忧心忡忡
与此同时，在日本静冈大学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看来，以在内政和外交上都无法无天为特色的文革实际上一直没有结束，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直至今天依然对全世界有巨大的影响。
任教于日本静冈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杨海英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即蒙古族人所说的南蒙古）。他的蒙古语名字叫俄尼斯·朝格图。在中国长大的杨海英多年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问题。在世界各国的文革研究者当中，杨海英有他自己的独特视角。
杨海英在中国内蒙古长大，亲身经历过文革。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蒙古族，他以及他的亲友和同族人对文革和对中国历史的感受又跟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不同。在他看来，蒙古人、维吾尔人和吐蕃特人（西藏人）这些中国的少数民族不但受到中共政权专制独裁的压迫，而且也受中共政权所主导、鼓励的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杨海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指出，在当今中国，由于历史的积淀和相关教育的匮乏，许多中国人即使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民族问题上也有巨大的认识盲区，没有民族平等或民族多样性的意识，不注意、不关心、不理解少数民族的苦难，看不到或不承认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压迫。
以下杨海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杨海英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
文革至今尚未结束是什么意思
金哲问：现在中国国内外有许多人在讨论所谓的文革2.0的问题。您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说，“（中国的）文革至今尚未结束。半世纪光阴流逝，而文革并没有成为历史，不仅中国国内问题层出不穷，且仍然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 您说的文革至今尚未结束、文革还没有成为历史，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杨海英答：我有三层的意思。
首先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政治手段、手法一直是跟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种作法相比没有变化。这又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第一是针对长城以南的汉族人社会和人民的打压手段没有变化。
第二个层次就是在长城以外的像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还有世界屋脊西藏这些所谓的少数民族地区，针对其他民族的打压手法其实也没有变，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种手法，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文革时期还要残酷、还要彻底。尤其是习（近平）先生上台以后这一点是暴露无遗。
还有第三点，这就是他针对国际社会的做法，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那套做法相比也完全没有变化。过去我们知道文化革命以前，（中国已故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会议上讲，我们要各平共处，不干涉其它国家的内政。但中共往往是说一套做一套，它刚说完这句话，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发生了930事变。
它向各个国家输出革命，包括南美的“光辉的道路”。还有东南亚，还有阿拉伯世界、非洲世界，到处都是拿着毛主席语录的游击队。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做的比过去更彻底。比如说习先生说的是“一带一路”等等，其实这是干涉别国内政。过去它对其国他家输出革命思想，纯粹是用舆论的做法，现在它又加上了经济的做法。它觉得用人民币和毛泽东思想双管齐下更有作用。所以我是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
文革引发的问题在中国依然层出不穷
问：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一些年里一度表示要坚决否定文革。中国作家巴金还提议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以便教育后人了解文革的祸害，避免文革再次发生。但巴金的提议和类似的提议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文革又在中国成为禁忌话题，新闻报道到禁区，学术研究的禁区。您说现在中国国内（由文革引发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您看来，最明显，最严重的是什么问题？
答：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个人崇拜的问题。我（在中国长大的时候）曾经是红小兵，我们是天天喊着“毛主席万岁”长大的，虽然毛主席并没有万岁。我们还喊过 “林（彪）副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可是林副主席跑到我们蒙古草原上去了。我们原先说好不要再搞个人崇拜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对习先生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和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崇拜差不多的地步了。
这并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或者是习先生的班子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社会，也就是汉族社会长期以来的专制主义影响下，个人崇拜现在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先前中国人喊皇帝万岁，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国转眼就喊出了毛泽东万岁。现在喊习先生万岁，中国人是没有抵制感、没有抵抗感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革命从1949年就一直没有从中国离开过。稍微刨根挖底地讲，中国这种专制社会，经过民国、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一直没有离开中国，我是这么想的。
文革之风依然影响国际社会
问：您说，名义上1976年结束的文革仍然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文革仍然继续给国际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都是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这个影响我觉得甚至比文化大革命期间还要大一些。1989年，或者1990年以前，全世界分为两个阵营，就是自由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当时自由主义阵营和红色的社会主义阵营打得你死我活，所以自由主义阵营它能保持住自己的阵脚，甚至还有人认为是历史结束了，从1990我们就进入了没有历史的状态。弗兰西斯·福山就是这么讲的。
可是事实完全不是那样的。现在全世界似乎全都忘记了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打死了那么多的人，文化大革命之前大办人民公社时期饿死了那么多人这样的历史；也忘掉了苏联的种种恶迹。现在全世界包括美国，在我们日本看来也是在往左转。日本这两天也在选自民党总裁，好像也有往左开车的趋势。
这种局面让中国当局认为，好呀，你们不是说自由主义好吗？好到哪里去了呢？把世界搞成这样，我们不需要你们输出革命。它言下之意就是我可以输出革命，我们才是正确的。从这一点上来说，它比文革期间的影响还要坏，而且我对这个非常有危机感。
文革祸害与少数民族苦难
问：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者，作为一个蒙古族人，您对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已有的有关文革的研究和论述多是以汉族为中心很不以为然。您认为当今中国的文革研究以及一般的历史研究、政治学研究在族裔问题上的主要盲区是什么？这种盲区有什么社会和学术的危害？
答：我觉得最大的盲区还是没有看到民族问题。也就是说，有好多汉族学者，比如说杨继绳先生，我不知道我提到他的名字合不合适，因为中国人里面他是最先出版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是在香港出版的，但估计杨先生以后也不会出这种书了，也出不来了，因为香港现在也沦陷了。
杨先生的书也好，或是以前的各位研究文化革命的汉族学者的书也好，他们基本上没有提到新疆、西藏、内蒙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从我们这些身为少数民族的人来讲，他们好象对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没有什么认识，我们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不管。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中南海，关心的是上海，关心的是北京，是广州这些大城市。
这几年，毕竟汉族知识分子多，到美国去的人，也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写出关于中国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基本上都读了。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多少人关注少数民族地区。当然这也不怪他们，中国这么大，文化大革命在哪个省、哪个地区都有各种问题，这是可以原谅的。
但是有一点是，他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这不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善恶的问题，可能是没到达到游刃有余的底部。但正因为很多汉族知识分子不考虑少数民族，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革命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就引发了你所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
其实民族问题，比如说内蒙古问题并不是从去年开始的，而是从文化大革命期间挖内人党（注：中共当局在文革期间指称内蒙古存在一个力图颠覆中共政权的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打死几万人，逮捕34万人，从那个时期就留下了祸根。这已经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我们蒙古人当中也有亲共的、亲汉的，也有反汉的、反共的。但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一提起内人党，就跟犹太人说到种族灭绝大屠杀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从去年开始的。内蒙古的问题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有。
新疆也是。（中共当局和汉族人）过去一直说新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民族问题。我1990年代在新疆搞调查的时候，新疆的汉族人说我们新疆好得很，哪有什么恐怖问题。那时候还没有恐怖这个词。但现在又说新疆的恐怖主义问题从50年代就有了。用现在的概念套回到50年代，那就说明从50年代起就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研究新疆文化大革命人时候，我发现文化大革命时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当地维吾尔人已经有各种各样的矛盾。
西藏也是。唯色先生已经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几千个寺庙被破坏得没有留下一两处。这些都是从文化大革命来的。
我们所说的盲区是在哪里呢？第一，从善意的角度解释，汉族知识分子还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在考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内蒙古、或新疆、西藏，所有的汉族人，不管他是干部也好、党员也好，或是一个农民，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或是要饭的，在针对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们永远是支持北京政权，支持共产党政权，支持汉人政权的。
这一点让我们少数民族觉得，你们在针对我们的时候，你这个被打成黑五类的汉族人，也是跟共产党保持一致的。不管是黑五类也好，红五类也好，汉人在针对少数民族的时候，他们永远是团结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民族问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就一直没有解决，并不是这两年才有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好解决的根源也就在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