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申请延续工作签证11月中旬被香港当局拒绝的风波持续扩大。中国外交部表示，签证事务涉及一国主权，并强调“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进入香港的外国记者有增无减。新闻从业员组织则担心，同类事件会变成常态，损害香港的国际形象。香港当局为何选择向一名华裔记者“开刀”？这和“经济学人”的编采方针又是否有直接关系，外界众说纷纭。
申请延续工作签证被港府拒绝的黄淑琳（Sue-lin Wong）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记者。《经济学人》在11月13日发表声明，表示香港入境当局并没有为拒绝延续黄淑琳签证提供任何原因。
声明对香港当局的决定表示遗憾，认为外国传媒进出对香港维持国际城市地位至关重要，促请香港政府继续容许外国传媒采访。
201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身穿”清朝皇帝的龙袍，登上《经济学人》的封面。5年后，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不仅被外界质疑习近平是否想称帝，更有人翻出这一期杂志，感叹《经济学人》料事如神。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这个封面记忆犹新。
冯崇义说：“它(《经济学人》）并不是那么注重时政。它的中国报道是学术性比较强的分析报道。它最近对一些政治议题有很多比较‘猛‘的评论，可能让中国觉得冒犯。习近平刚上台之际。《经济学人》的封面为习近平换上清朝皇帝服装。最近也评论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搞‘国进民退’，就是对私人经济的打击，把政治和经济连在一起说。按照中共的红线，评论它的制度如同影响它的政治安全。”
黄淑琳遭“开刀”与华裔背景有关？
据了解，成为焦点的黄淑琳持澳大利亚国籍。冯崇义估计，她之所以成为港府“开刀”的对象，一定程度上与华裔背景有关。
冯崇义说：“她（黄淑琳）可以说是一个替罪羊或者牺牲品。（为的是）警告这个杂志，还有给西方一个讯号：我们生气了，要惩罚你了，控制你的言论，让你考虑考虑是否修改编辑方针，不再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是很种族主义的政府。如果她（黄淑琳）是洋人或欧洲血统。它会更谨慎一些。这个人刚好又是华裔，它打压起来更肆无忌惮。” 事件曝光后，黄淑琳已离开香港。她在个人社交平台对无法继续
香港作出报道表示遗憾。根据《经济学人》网站，黄淑琳主要报道中国大陆及香港的社会及政治新闻。据悉，她也曾在路透社及金融时报工作，在2019年期间曾报导香港反送中浪潮。
由于香港当局没有对外解释，到底黄淑琳过往有哪篇报道或者哪些行为触动了当局红线，到现在还是一个谜。
冯崇义说：“如果明细画了红线，这样威慑力反而小了。这个线画下来，然后大家守界限，就没有理由拒绝，没有理由开除。它故意保持这种模糊状态，随机性的一个动作。谁都可以变成它的打击对象，然后就可以起到震慑作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把所有的问题全部当成安全问题，全部纳入国安范畴管辖。香港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安全就play safe（谨慎行事）。香港每况愈下。港府当打手帮中共维稳。” 至少4名外媒记者被拒续签证
黄淑琳是港版国安法2020年7月生效后，至少第3名签证被拒的外媒工作者。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同年7月签证不获续批，一个月后，香港自由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 ）的外籍编辑尼可拉斯（Aaron Mc Nicholas）则在送出申请近半年后，获通知被拒。 更早之前，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亚洲新闻主编马凯于2018年（Victor Mallet）被拒续发签证。被港府视为“港独”份子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曾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召开讲座，当时的主持就是马凯。
香港时事评论员杨健兴告诉美国之音，这些个案涉及的都是享负盛名，在财金界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港府把它们的记者挡在门外是最差的对外宣传。
杨健兴说：“它们都是在国际上有公信力而且专业的新闻机构、特别是《经济学人》跟金融时报是国际金融界很有声望的媒体。 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希望透过媒体把中国故事或者香港故事说好。这次港府没有解释就拒绝了一个工作签证，对中国和香港政府的形象都不太好。”
杨健兴说，澳大利亚与中国关系近年急剧恶化。由于黄淑琳是澳大利亚国籍，不能排除北京利用黄淑琳向澳大利亚发出警告的可能。他相信，香港入境处审批外国记者工作签证已加入国家安全审查，包括向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咨询意见。审批外媒签证已不再纯粹是香港内部事务。
中国外交部：签证体现一国主权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11月15日）回应外媒提问时强调，签证事务是一国主权。香港特区政府有权依据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就签证申请作出决定。
赵立坚表示，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社会重回安定，法律体系更加完善，香港居民及所有媒体记者享有包括新闻自由在内的各项合法权利和自由。港版国安法实施后，进入香港的境外新闻媒体及从业者有增无减。截至4月，驻港外媒总共有628名持工作签证。外籍员工相较去年同期增加98人，增幅18.5%。经济学人一年来在香港外籍员工人数上升22%。
赵立坚说，希望有关方面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客观公正开展涉港报道。
时事评论员杨健兴则认为，赵立坚的说法矮化了“一国两制”的“两制”。
杨健兴说：“‘一国两制’下，中国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政府处理出入境的问题，包括工作签证。这样的说法模糊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下香港当局处理出入境的权力。”
周二（11月16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被媒体要求回应黄淑琳事件。她表示不评论个别个案，却以她自己曾被美国拒发签证入境为例，强调批核签证属于任何一个政府的自主权。
林郑月娥说∶“譬如作为香港行政长官，我申请美国签证被拒绝，虽然我会提出质疑，但美国政府有自主权和决定权，签发签证是入境处处长考虑每个个案的情况，决定会否批准、延续或者施加任何条件，我们不会评论个别个案。”
全国港澳研究会香港特邀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理事朱家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有些事情也不用说的太明， 外界会猜到其中隐含的信息。审批有依据并按照程序，或许问题出自申请人过去的言行与工作范围和签证性质不符。不获审批工作签证人士需要反思以前曾做过什么事、 发表了什么言论。他说，污蔑港府“侵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人权”是危言耸听。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反驳朱家健的言论。
陈朗升说：“现在不是‘父母官’的年代。入境和签证涉及政策问题。有没有可能叫人去反思你自己做了些什么。这完全反映了，中国大陆一些人士的思维与社会脱节。”
香港记者协会表示，香港当局就黄淑琳事件的回应完全无法消除社会疑虑。既然港府多次表明，新闻自由在香港受到保障，理应清楚交待。
香港记者协会更担心这并非个别事件，而是收紧外媒报道。若无故拒绝延续驻港记者签证成为“常态”，外媒或另觅亚洲其他城市作为总部，香港多年来建立的“亚洲国际都会”品牌势必褪色。
陈朗升说：“香港是金融和资讯中心。很多欧美传统著名媒体都在这里设立亚太地区总部。（这次事件）让人怀疑，这个亚太地区资讯中心一百多年来的新闻自由传统能否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