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新冠疫情的爆发地，但中国经济在2020年创下了2.3%正增长，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也首次突破了100万亿元人民币的水平，达101.6万亿元人民币(约14.7万亿美元)。
相较于去年全球产出下跌4.2%、美国GDP衰退2.3%，中国“超车”全球经济的亮眼表现让部分经济学家预估，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可能提前于未来5-7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对此，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经济学者表示，中国经济由内需带动的力道仍然有限，未来能否持续成长还要看其他外销贸易国的需求，其中包括逐渐出现抗中路线的美国。
据美国政府1月28日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去年GDP虽然衰退2.3%，仅达20.93万亿美元，但其代表内需消费的零售销售额仍微幅年增0.6%。
对比中国，去年的GDP比重中，出口年增4%，进口年减0.7%，而零售销售额则年减3.9%，代表中国消费者放心花钱的意愿仍不高。
中国人均GDP远落后美国
学者说，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因此，单单比较美、中两国的经济规模，有失准头。比较有意义的对比数据应是人均GDP，中国去年的人均GDP达1.1万美元，仍只有美国人均GDP（6.32万美元）的近六分之一，这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和开发程度还是远远落后美国。
另外，专家说，就产业结构而言，中国的科技制造业也还处于国际贸易之价值供应链(value chain)的相对下游或低阶制程，因此，在工业化、开发程度和高科技竞逐等面向，中国要和美国争霸，还早得很。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中两国长期争霸的最主要领域将是：谁是未来高科技的领导者？因为高科技的领导者将拥有较高的附加价值。
他说，若纳入附加价值之考量，中国目前对外的钜额贸易顺差可能要打很大折扣。
例如，他说，以高科技5G技术竞争为例，外界一度以为中国投入5G的基础建设得早、又有国家补贴在支撑，应该具有领先地位。但去年美国一发动科技战，限制出口使用美国技术的高阶晶片，中国马上陷入技术水平不到位、被勒脖子的窘境。
邱达生说，中国去年若不是靠台湾供给电子零组件，其高科技业的不少出口订单恐都无法完成。
晶片出口遭美卡脖子
邱达生说:“中国在2020年从台湾进口的电子零组件相较于2019年是增加了大概25%，最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启动科技战，一对中国进行管制，它马上技术就捉襟见肘，必须赶快地备货，要不然的话，它没办法出货。那你就知道，它做得真的是比较低阶的(制程)，因为关键的技术(在美国手上)，它一被管制，它(中国)就整个动不了。”
和中国一样，台湾受惠于防疫有成和畅旺的电子产品出口，去年GDP也取得了2.98%的正成长，是30年来首度超越中国，也是全球GDP表现最强的经济体之一。
虽然台湾人口只有2,300万人，但人均GDP约达3万美元，也远超过中国。
邱达生指出，台湾经济去年之所以表现强劲，是因为台湾在高科技价值供应链的位阶也无可取代，包括，台湾的半导体业、IC设计、晶圆制造的高阶制程、封装测试的水准都属中上游。因此，他说，在产能饱和时，台湾仍有余裕可以分挪一些低阶制程给中国，类似于握有关键技术的美国将低阶制程外移到中国制造的概念，也充分显现出，美、台、中三方在高科技业所分属之价值链位阶的高低。
防疫绩效透明度不足
邱达生说，欧美国家较尊重个人自由和人权，因此，在新冠疫情的防控上，无法执行中国那种专制且激烈的高压措施，所以，对疫情的管控绩效的确落后中国，不过，他说，现在欧美各国都寄望能透过疫苗的施打来达到群体免疫，以尽快回到常轨、并挽救经济的颓势。
虽然中国防控疫情的绩效优于各国，但邱达生对于中国数据是否掺有水分，不无质疑。他说，中国普筛规模之大、但确诊率却不成比例地低，让人无法不怀疑，是否有低报确诊、隐匿疫情之况，以争取外资的青睐。
联合国近期的外国人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统计显示，中国去年也首次“超车”美国，吸引到163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高于美国所吸引到的1340亿美元。
除了中国产业所处的价值链位阶还有待提升外，中国经济仍主由出口带动。若未来国际外贸环境对中国不利，中国的经济成长也恐失去很大的动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频频强调“双循环”之经济新战略。
以去年的GDP为例，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认为，中国只是发了笔瘟疫财，不代表具有长期稳健的经济动能。
长期经济动能稳健？
谢田说:“中国有些出口对经济有所带动，这个带动其实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需求增加，而是在其他国家，尤其是很多医疗类的增长。那就是说，你看，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因为抗疫嘛！所以这类的需求很大。中共现在是利用瘟疫，发了点小财。但实际上，它的经济发展没有动力。”
据中国海关于1月中所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去年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美国、日本和南韩，对其进出口总额去年分别增长7%、5.3%、8.8%、1.2%和0.7%。此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贸总额也成长1%。
其中，对美出口（3.3万亿元人民币）年增8.4%，进口(9,318.7亿元)年增10.1%。对美出口成长最多的包括笔电、医药材及药品等类别产品，而进口增长则以农产品年增近67%为大宗，主要包括大豆、猪肉、棉花等。据CNBC报导，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去年再度扩大，以美元计，达近3200亿美元，仍高于2019年的2960亿美元。
谢田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去年曾坦言，有6亿的中国人口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币，在此前提下，他认为，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不可能高到可以支撑内循环或扩大内需。
不过，中国官方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人民币，比2019年名义增长4.7%。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2.1%，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谢田认为，中国经济数据的可信度不高，其真实状况可能比较接近：国进民退、国富民穷之况有恶化之虞，再加上失业问题严重、欠缺外商投资、未来可能还要面临美国等大国企业将部分供应链、生产线移出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冲击，因此，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失业率严重低估？
中国官方去年12月发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5.2%，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姚洋则认为官方的数据过分低估，他近期在接受腾讯财经采访时直言，据他私下调查推算，中国全国的失业率可能高达20%，也就是，约有1亿人失业。
在出口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周日(1月31日)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urchasing manager‘s index)比去年12月回落0.6个百分点达51.3，这是该指数连两个月下降，且表现低于预期，显示中国制造业扩张的势头因传统出口淡季和部分城市冬季疫情复发而有所放缓。
北京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指出，近期的全球经济、乃至中国的经济因受限于疫情，都不是常态的发展。他说，尤其美中两国于去年1月签下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后，受到疫情影响之故，中国很可能在屡行美国农产品的采购承诺上也并未达标。
在此前提下，他说，美中紧张关系会不会再起?新任美国总统拜登的团队会延续前总统特朗普所签下的贸易协议、开展第二阶段的谈判，还是会要求重新协商？都还具有不确定，也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前景带来变数。
美中经贸摩擦再起？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济学者认为，透过对美采购农产品或松绑外企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来消弥美中贸易摩擦或贸易顺差，这对中国来说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他说，现在中美间最大的分歧恐不在贸易赤字、而是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美国想要施压，来让中国以更民主的方式或以接纳主流价值观的方式来融入国际社会。但中国担心，美国所要求的结构性改变恐削弱中共执政的基础或党国对社会的管控，因此，中共的抗拒不难想像。
在此前提下，该北京学者认为，中美未来的谈判难度很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低。
他说，改革开放数十载以来，中国的经济仍难称得上是市场经济，以中国的证券市场为例，他说，资源配置的效率很低，功能也残缺不全。等于让一般中国散户用口袋的钱来帮大企业提供了超额的融资，使其一夜暴富，但这些企业却鲜少给投资人提供实质合理的报酬。再加上，中共紧控言论，他说，有识之士对于证券市场改革的建议也经常无法畅所欲言。
又例如，中国自去年初以来，取消了证券、投资银行、基金管理业的外资持股比率，引发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外商金融业者抢进插旗，此一开放政策符合美国期待、也是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承诺项目之一。但这位北京学者说，中国对外资开放金融市场，只是为回应外界给的压力，所做出的小幅开放。他说，如果中国的金融市场真的具备市场经济的特性，那开放程度就应该更大，不会只有今天的局面。
针对美中贸易争端，台湾经济研究院的邱达生认为，拜登总统应该会要求中国继续屡行第一阶段协议的采购承诺。但美中若进入下一阶段的经贸谈判，包括美方可能要求中方进行“结构性改革”，如智财权的保护、强迫企业技术转移、国企补贴、汇率操纵等问题，他认为，这都属于深水区，双方要达成协议的难度的确很高。
中共不再抗拒改革？
不过，邱达生说，由于中国政府希望看到，拜登政府推翻前任政府所留下的诸多抗中政策，因此，北京也不无可能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国企补贴方面。
他说：“它(中国)在去年完成的RCEP(东南亚国家联盟十国所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里面，确实在条文里面有谈到国企改革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它自己也是在做一些准备，让它国内的这些国企老总有一些准备，避免，譬如说，国内的反抗的势力影响到他们与美国在谈判的进程。”
邱达生说，他认为，中共应该认知到，如果一再抗拒改革，未来跟美国或其他国家要进行双边谈判时，它的筹码会越来越少，内部的反对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不过，中共未来会为美国做出什么样的让步或真正开放到什么程度，他说，还有待观察。
不过，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汉理(Harry Harding)看法不同，他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对自己的治理制度越来越有自信，未来美国或许很难透过施压的方式，来强迫中国进行结构性改革。
他说:“中国若认为进行结构性改革对其有利，他们会有意愿。只不过，他们现在认为，自己的(治理)系统运行得很好，所以，他们不太认为需要改革，尤其，不至于要改革到美国所想到达到的程度。所以，我认为，未来美国很难对中国施压。”
针对美中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何汉理说，该协议有严重的缺陷，而且只治标不治本，因此，就算泡汤，他也不觉得可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