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诸多重大问题或挑战。从新冠疫情的应对战略，到经济发展的路径，中国面临怎样的经济政治学或制度挑战呢？多年来研究中国重大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的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许成钢博士就这样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他的见解。
在中国国内外诸多观察家看来，当今世界让各国最痛苦的问题莫过于源自于中国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即所谓的Covid-19疫情了；中国的防疫做法，从一开始的竭力隐瞒到随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把人民生命安全作为代价的防疫政策和做法让世界各国惊讶，不惊讶的国家可能只有朝鲜。这是为什么呢？
许成钢博士指出，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制度着眼。中国的制度是集权主义制度，也就是一个党、一个领袖（即中国当局所公开宣扬的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必须领导一切；党则必须听命于一锤定音的领袖）把社会所有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自上而下发命令操控官僚机构运作，制度决定了它只能管一件事。要它同时管几件事（如既要控制疫情，又要照顾民生或维持经济发展）的话，那几件事它就都管不了了，全要搞砸了；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应对的问题上，中国集权主义制度再次暴露出它的死结。
与此同时，当今中国尽管有种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但中国毕竟在过去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何看中国的这种惊人的发展呢？换句话说，中国是否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了呢？在许成钢博士看来，这个问题的靠谱答案清楚明了：No，没有。
以下是许成钢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摘要的第一部分。许博士表达的观点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疫情应对差异凸显制度差异
金哲问：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一开始，也就是在2020年2月7日，许教授就发表文章，标题是，“武汉疫情暴露的制度问题”。自那时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英法德还是不发达国家印度都未能幸免于疫情。现在要是有人批评当初许教授太少见多怪，将疫情胡乱怪罪到中国的制度，许教授要如何反驳？
许成钢答：谢谢你提到我当年发表的文章。实际上当年那篇文章的写作时间是在2020年1月，文章是后来发表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时间呢？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发生，还没有传到外面。那时的问题和后来疫情传开之后的问题有重大的本质性差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好的政策来使它大大延缓向全世界扩散的速度，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所以当时我讲的是防止扩散。为什么当时没能防止扩散呢？这就是我当时分析的问题。
我说，这是制度造成的。为什么在一个集权制度下会造成疫情不能及时的控制住，不能及时的防止它扩散？这就回到了我前面分析的道理上。我前面分析的道理是，这样一个集权主义大一统的官僚制度它是自上而下来统治的。它的下级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动力去主动采取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而且它甚至也没有动力主动去全面地报告突发事件，尤其是当这个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它和地方官员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
因为地方官员在执行的时候，都是执行上级的最重要的命令。当突然来了一个事件的时候，上级并不知道这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要影响全局的事情，这都是上级不可能知道的。那么上级给的命令是做别的事情，所以下级就有各种各样的动力来隐瞒（突发事件）。
疫情应对 集权制迥异于民主制
因此，这种制度就导致了对突发事件反应很慢，而且层层的官员都有动力来隐瞒。当年我写的文章里提到了当年苏联发生的核事故。那个事故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这里性质不同的是，这一次我们面对的是传染病。在武汉方面一系列的重大错误之后，这传染病迅速的把疫情扩散到了全世界。因为当时武汉和全国的交通以及武汉和世界的交通，中国和世界的交通都没有及时切断，就导致了它迅速向全世界扩散，这才有了后面的问题。
至于疫情在全世界扩散之后，世界各国的反应当然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和教训是需要学习的。在很多的经验教训背后也都有制度的影响，制度的影响就是你在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制度下，我们刚才讲了，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业绩（即当权者力图要显示给百姓看的一件成就）。
要是在民主制度下，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由于它的合法性来自于选民的投票，因此政客们如何对待选民，如何获得自己的合法性，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因为面对疫情的时候，你必须是面对选民是怎么看的，选民愿不愿意你大规模封锁。所以我们看到各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做法。如果我们看的是民主制度国家，实际上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当地的选民要的是什么东西，是跟这个相关的。
中国发展道路是否是死胡同
问：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和成就虽然有许多争议，但毫无疑问中国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局面导致世界各国对中国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前两天看到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能打造出压倒世界各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来嘛》。经济学人杂志的写手似乎也预设该杂志的消息灵通、教育良好的读者大都认为中国已经在许多方面领先了。你认为中国确实是开创了一条有别于和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路径了嘛？
答：很好的问题，简单的答案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在经济学里讨论一个国家发展的状况，我们关心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人圴GDP。
为什么要这样呢？是因为世界国家有大有小，而经济发展的水平是要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我们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那么中国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是中等发达国家。之所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原因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特别大，当它以如此之大的人口达到了中等发达水平以后，作为一个经济体就变得超级大。
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把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比，它的发达程度只是中等。从历史上看，实际上是中国在回归它在历史上的一度的状态。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跟其它国家比，中国基本上是回归到了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很多人都说清朝末年中国是如何如何衰败，实际上现在中国的状态就相当于那个时候，也就是十九世纪末，1900年前后，是恢复到这个状态。
当今中国仍是今非昔比
这样的对比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对比非常重要。因为中国不是在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在恢复它在历史上的状态，而且还远没有恢复到它自己在历史上强的时候的状态。
如果我们要讲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发展里面有什么重要的内容值得我们关注的，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快速经济发展实际上最主要的靠的是和国际秩序国际市场在一起。因为改革里面的开放，对外的开放，以及对中国国民的开放。
这里所谓的中国国民指的就是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民营经济。中国是靠了民营经济的大发展，才使得中国的经济能够部分恢复到中国历史上的状态。这距离中国变成发达国家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再看一下全世界整体的状态，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全世界的发达经济体除了个别的很少的是以能源为主的国家以外，没有例外地完全都是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的是没有可能变成发达经济的。凡是市场经济都有它配套的政治制度，发达的市场经济配套的政治制度一定是民主的、法治的制度。
没有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市场经济是没有可能走远的。所以只有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的市场经济才能变成发达的经济体。中国离那个还有很远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