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四”２５周年即将到来之际，曾经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天安门母亲”群体，再次呼吁中国当局说出真相，拒绝谎言，寻求正义，呼唤良知。这个组织的发起人丁子霖女士今年被软禁在无锡老家，２５年来首次无法在北京纪念自己的爱子。然而，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天安门母亲”运动新推出的发言人尤维洁不顾风险，勇敢发声，呼吁当局公布真相，对遇难者给予赔偿，并追究责任者刑责。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代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在离开北京前往无锡老家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拒绝遗忘，在中国建立六四纪念馆。她说：“犹太人能够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教育他们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连同“六四事件”其它难属发起成立的。丁子霖教授１６岁的儿子蒋捷連在六四事件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天安门母亲组织曾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和骚扰。
*永恒的母爱*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的人问我，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儿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巨大的，是挡不住的。90年代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和复员兵破口大骂我，说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拿美元的卖国贼。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文质彬彬的，至少要本科生毕业，甚至做头头的都要双学位、硕士毕业。当然不会再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上，他们并没有放松。”
２５年过去了，“天安么母亲”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７８岁高龄。她和丈夫８２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阻隔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薪火相传，绵延不尽，挑选出更为年轻的尤维洁，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洁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六四２５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当局至少应该道歉*
天安门母亲运动推选出新发言人尤维洁（美国之音）
尤维洁说：“（他们）欠我们一个道歉，不仅欠我们，而且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 我今天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结。今天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的。所以说，这些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他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做了以后，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我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我们不是要制造分裂和混乱，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理智和克制地不断申诉”。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今年“六四”２５周年前夕，曾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她们２５年不懈的执着和诉求。信中说：“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 尤维洁女士谈到了她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尤维洁说：“几年前，（天安门）母亲们曾经商量过，觉得她们年纪大了，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我们的诉求。怎么办？ 她们觉得应该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我作为（遇难者的）妻子，也非常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在25年里的抗争。 尤其是丁老师，当年她是第一位站出来的人。她冒得风险真是非常大，这不是我今年的风险所能比的”。
“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虽然是遇难者的妻子，但我有责任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传，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对我们有个交代，对我们难属有个公正的解释。当年的六四屠杀，我个人认为，无论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也不能用屠杀的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学生。用学生的话来说，他们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提一下意见就用这么残忍的方式？说到压力，我当然是有压力的。 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想要承担这个责任，难属就是我的责任。这么多难属，我做的好与不好，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向天安门母亲们学习。她们抗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勇敢，都是我钦佩的。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她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洁回忆起２５年前她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尤维洁：“25年前，六四那天，我睡得比较晚，我丈夫睡得早。大概六四凌晨1点多，他听见了枪声，把我叫起来，说快起来开枪了。我们起来后，听到楼下有人说话。邻居说，他们从木樨地往天安门那边走，看到路上有一滩滩血，但没有看到现场。我们问，知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没敢去。作为我来讲，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19号第一次戒严时我去了，看到学生们手拉手，都很年轻。他们说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开枪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满腔热血。
当时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邻居说，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丈夫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听马路上的行人在聊天。当天的北京可以说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没有睡觉，站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我等到3、4点的时候听到一阵枪声，我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
我等到6点，看他没有回来，又下楼去找他。等我再回来时，看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问我，是不是叫尤维洁？我说，是。他说，开我家的门，看到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家里没有人，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尤维洁。他说，我的丈夫受伤了，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我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立即去医院看他。
我在崇文门看到电车被烧毁，就像战争的场面。到了医院后，医院大门在修，进不去，要从急诊室穿过到地下。送信人告诉我，他当时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父母也对他很担心，所以他就选择了两家送信。一个是我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这两家是他负责报信。他跟我，当时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拉了7个人。车上两个是活的，一个是我先生，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人。那个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个人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忘怀和接受的。子弹打到谁算谁，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为。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用刺刀捅，这是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永远记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亲属。
后来我到了急诊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伤者。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就去手术室。等到10点多，医生出来跟我说，（我丈夫）被击中了膀胱，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膀胱已经被打成几块，但粉碎性骨折没办法处理，已经都碎了。我当时年轻，经历的和看到的都是书上和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没有经历过这些。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认为很快就能长好了，没有多去想。其实他的伤情很严重。他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后来活了两天。
在这期间，戒严部队到医院搜查伤者，本来我先生写的是“枪伤”，听说戒严部队来，医院就给他改成泌尿系统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长安街上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第二天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当时医院都是用红十字会的标示，部队可以不骚扰。我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一队队的走。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不能忘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
我先生去世后，我在崇文门的地方，看到到处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着枪，老百姓在远远的地方站着，这幅场景像版画一样刻在我心里。我丈夫临走前告诉我，他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公安部门口的电话亭，然后人过了马路。当时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冲。我不知道谁是下令开枪，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后来听我同学叙述，北京饭店那里已经人山人海，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决的那天，下令（开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滥杀无辜，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难者亲属们，都会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攻击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２５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是二十五年来最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洁回答道：
尤维洁说：“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我说过，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用这种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二十五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用强迫性的选择让一代人中国人遗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执着和诉求。２５年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丁子霖是天安门母亲运动的第一代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在离开北京前往无锡老家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呼吁拒绝遗忘，在中国建立六四纪念馆。她说：“犹太人能够建立大屠杀纪念馆，教育他们的后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要记住这共产主义的罪恶”。
天安门母亲运动是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丁子霖连同“六四事件”其它难属发起成立的。丁子霖教授１６岁的儿子蒋捷連在六四事件中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天安门母亲组织曾数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并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和骚扰。
*永恒的母爱*
丁子霖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的人问我，你怎么能坚持这么多年？我想从我儿子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母爱。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是巨大的，是挡不住的。90年代我刚开始接受采访的时候，门口的保安和复员兵破口大骂我，说你这个汉奸卖国贼，拿美元的卖国贼。现在他们更新换代了，文质彬彬的，至少要本科生毕业，甚至做头头的都要双学位、硕士毕业。当然不会再骂我汉奸卖国贼了。但是监控上，他们并没有放松。”
２５年过去了，“天安么母亲”组织从来没有停止过呼唤真相，追究责任的努力。天安门母亲的发言人丁子霖教授已经７８岁高龄。她和丈夫８２岁的蒋培坤今年被当局软禁在无锡，无法回到北京。然而正义和公理是无法阻隔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薪火相传，绵延不尽，挑选出更为年轻的尤维洁，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新发言人。尤维洁面对当局的阻挠和打压，在六四２５周年之际，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当局至少应该道歉*
尤维洁说：“（他们）欠我们一个道歉，不仅欠我们，而且应该向全中国人民道歉。 我今天之所以要做，也是因为当年的情结。今天我没死，是那些死去的人替我死的。所以说，这些不仅仅是难属的事情。他们应该向全国人民公开道歉。我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做了以后，我们会原谅，因为我希望这个社会稳定，我希望这个国家繁荣。我们不是要制造分裂和混乱，否则我们也不会这样理智和克制地不断申诉”。
天安门母亲群体在今年“六四”２５周年前夕，曾给声称代表中国民意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发了一封公开信。表达了她们２５年不懈的执着和诉求。信中说：“二十五年来，至少应该给我们一个真相，一个事实，一个昭示天下的认错！” 尤维洁女士谈到了她作为天安门母亲运动新发言人所肩负的责任。
尤维洁说：“几年前，（天安门）母亲们曾经商量过，觉得她们年纪大了，而且这件事情，已经过了20多年，一直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继续追求我们的诉求。怎么办？ 她们觉得应该找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人。我作为（遇难者的）妻子，也非常知道天安门母亲们在25年里的抗争。 尤其是丁老师，当年她是第一位站出来的人。她冒得风险真是非常大，这不是我今年的风险所能比的”。
“我们这个群体经历了25年，作为我来说，我觉得，我虽然是遇难者的妻子，但我有责任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薪火相传，直到中国政府能够就六四事件对我们有个交代，对我们难属有个公正的解释。当年的六四屠杀，我个人认为，无论政府用多美好的说辞，说是为了社会的稳定，也不能用屠杀的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尤其是学生。用学生的话来说，他们是满腔热血的青年。他们心里想的是中国的未来。难道仅仅是因为提一下意见就用这么残忍的方式？说到压力，我当然是有压力的。 第一个压力就是，我既然想要承担这个责任，难属就是我的责任。这么多难属，我做的好与不好，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对于我来说，我希望向天安门母亲们学习。她们抗争了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勇敢，都是我钦佩的。我应该做得更好一点”。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天安门母亲和天安门妻子，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正常人的生活和权利。然而，她们保存了道义，保存了良知，保存了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尤维洁回忆起２５年前她丈夫被戒严部队打死的那个夜晚，历历在目，恍如隔日。
尤维洁：“25年前，六四那天，我睡得比较晚，我丈夫睡得早。大概六四凌晨1点多，他听见了枪声，把我叫起来，说快起来开枪了。我们起来后，听到楼下有人说话。邻居说，他们从木樨地往天安门那边走，看到路上有一滩滩血，但没有看到现场。我们问，知不知道天安门的学生怎么样？他们说，没敢去。作为我来讲，我的确非常同情学生，19号第一次戒严时我去了，看到学生们手拉手，都很年轻。他们说要开枪就让他们开吧。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开枪的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只有满腔热血。
当时我想和我丈夫一起去，邻居说，你的孩子怎么办？我说，孩子小，而且正在睡觉，不会有什么问题。后来我丈夫说，你别去了，我去看一看吧。我就听马路上的行人在聊天。当天的北京可以说是不夜城，很多市民没有睡觉，站在马路上，或者是在现场。我等到3、4点的时候听到一阵枪声，我对他有点担心，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也没办法去找他。
我等到6点，看他没有回来，又下楼去找他。等我再回来时，看到楼上下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问我，是不是叫尤维洁？我说，是。他说，开我家的门，看到家里有个孩子在睡觉，家里没有人，然后看到你，就觉得你是尤维洁。他说，我的丈夫受伤了，你别害怕，他在同仁医院。我把孩子托付给姑姑，立即去医院看他。
我在崇文门看到电车被烧毁，就像战争的场面。到了医院后，医院大门在修，进不去，要从急诊室穿过到地下。送信人告诉我，他当时在同仁医院，他是一个独生子，父母也对他很担心，所以他就选择了两家送信。一个是我家，还有一个北京大学的老师，这两家是他负责报信。他跟我，当时是一辆平板三轮车，车上拉了7个人。车上两个是活的，一个是我先生，还有一个是煤炭部的人。那个煤炭部的，送到地下室的人就死了。那个人是用刺刀捅到后心死掉的。这件事情也是让我不能忘怀和接受的。子弹打到谁算谁，但刺刀，那是人故意所为。当时我就想，中国的军队号称是人民的子弟兵，你怎么能对人民下得了这样的毒手，用刺刀捅，这是我到现在都无法忘怀的。虽然我现在没有找到这个煤炭部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我永远记得他，我希望有一天能知道他的亲属。
后来我到了急诊室，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伤者。我问护士，护士跟我说，没有这个人。我就去手术室。等到10点多，医生出来跟我说，（我丈夫）被击中了膀胱，骨盆是粉碎性骨折。医生说，膀胱已经被打成几块，但粉碎性骨折没办法处理，已经都碎了。我当时年轻，经历的和看到的都是书上和电影中的战争场面，没有经历过这些。毕竟我是在和平时期长大的，所以我很天真，我认为很快就能长好了，没有多去想。其实他的伤情很严重。他一边输血，一边往外流血，后来活了两天。
在这期间，戒严部队到医院搜查伤者，本来我先生写的是“枪伤”，听说戒严部队来，医院就给他改成泌尿系统的疾病。6月5日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长安街上一阵口号声一阵枪声，第二天很多人也受伤，送到医院。当时医院都是用红十字会的标示，部队可以不骚扰。我看到军队在长安街上一队队的走。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我不能忘记，好像是昨天发生的。
我先生去世后，我在崇文门的地方，看到到处都是大兵，趴在地上，端着枪，老百姓在远远的地方站着，这幅场景像版画一样刻在我心里。我丈夫临走前告诉我，他到了南池子，把自行车放在公安部门口的电话亭，然后人过了马路。当时从公安部出来的军队一边开枪一边冲。我不知道谁是下令开枪，也不知道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后来听我同学叙述，北京饭店那里已经人山人海，都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你怎么能下这样的命令？一边开枪一边往外走。
六四事件解决的那天，下令（开枪）者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滥杀无辜，这种方式太残忍了，我无法形容。
每逢“六四”祭日，受难者亲属们，都会到万安公墓举行公祭，悼念和追思自己的亲人。然而，这些母亲们却被当局作为维稳的重点目标，派遣大批警力，在公墓前部署，不许记者采访攻击活动，并密切监视难属的行踪。２５年过去了，天安门母亲没有看到政府向人民的道歉和安抚，反而是二十五年来最严格的控制和监视。担任天安门母亲的新发言人之后，尤维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记者问道如果她丈夫九泉有知，是否会支持她现在的选择？尤维洁回答道：
尤维洁说：“我觉得他会为我高兴，会支持我。我说过，我不仅是他的妻子，也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作为一个公民，我不能容忍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人民犯罪，用这种方式屠杀自己的人民”。
失去亲人的痛苦，二十五年来，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解，反而随着六四后的历届中国政府拒绝真相和赔偿而加深。政府试图用强迫性的选择让一代人中国人遗忘六四，然而，刻在心底的创痕，岂能轻易用警力和强权抹平。真相，问责和赔偿，是天安门母亲群体不懈的执着和诉求。２５年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将随着道义、良知一起持续下去。母亲们说，这代不行，还有下一代，直至最后实现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