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5年前，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大规模学生民主运动。对于走过那个年代，尤其是亲身经历这场悲剧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也是一段有待重新评估的历史。中国政府需要对这一事件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受害者家属需要还原真相，惩办凶手，中华民族需要摆脱沉重的历史包袱向前迈进。因此，六四问题一年比一年更急迫地摆在人们的面前。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些前六四学生领袖和有关专家，请他们谈谈如何通过法律等手段解决六四问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正义。
在六四25周年即将到来的敏感时期，中国各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些学者和律师因为举行纪念六四研讨论而被刑拘，还有一些民运人士和六四死难者家属被政府禁言。此外，政府还加强了对新闻媒体和网络的控制。重新评估六四似乎遥遥无期。尽管如此，海内外人士纪念和讨论六四的热情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或政府的打压而减弱，相反要求为六四平反的呼声一年比一年高涨，成为令中国政府十分头痛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
近年来，民运人士开始把注意力从纪念六四更多地转向探讨如何解决六四的问题上来，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叫做“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根据有关专家介绍，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立事实真相，确认受害人并提供赔偿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各项改革等。转型正义不仅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它层面。由政府设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转型正义中起着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和刑事诉讼不同，但所采集的证据以及从事的调查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之后的刑事审讯。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现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的王丹认为，六四问题首先是政治解决，之后才是法律解决。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案，法律解决是不现实的。
原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美国之音 张佩芝拍摄)
“如果中国政府不给六四平反或者把六四重新进行调查的话，它很难会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轨道。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有一天，六四如果获得重新评价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面临社会和解的可能。那个社会和解的可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应该用法律解决的恐怕是那些承担主要责任和有明确责任的人，而那些没有主要和明确责任的人更多应该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在转型正义中做过迫害人群的事情的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有的是要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海外民运人士、设在纽约的人权杂志“北京之春”的前主编胡平指出，转型正义必须以制度转型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开真相，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他们抚恤赔偿，并且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制度转型之后才存在怎么样处理过去的问题，这个事情才会被提到议程上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王丹说的，只有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才有法律的问题。如果政权依然是过去的政权，而且实行相同的路线，它就会坚持过去的错误，就不会进行纠正。即便纠正，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象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中共当局也做过一些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但是，这和转型正义还不尽相同。所以，转型正义的发生首先要有制度的转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赞同六四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实现转型正义是不可能的。
“中国执政党不仅不想要伸张正义，不想要道歉，而且不希望纪念和谈论六四，甚至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要进行审查。因此，除非当权者改弦易辙，否则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过，即使它决定作出改变，也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改。中共当局会象处理毛泽东时代的其它问题一样，通过一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他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主流还是好的。此外，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也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不在人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大权在握，因此，在目前的政权体制下，他们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谈论这些也无济于事。”
原六四学生领袖封从德
原六四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的主编封从德指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对六四难属给予实质性和到位的抚恤，是一个基本的风向标。他说，如果中共当局做不到这一点，势必被动地参与到解决六四的过程中来。届时，来自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就会抛弃中共现有体制，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目前仍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态度。
“基本上，它可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完全抗拒历史的潮流，另外一种是配合，还有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去开启。最好的是主动参与和主动开启，台湾就是采取这个模式。这样，中共还可以保党，就象国民党一样，政党轮替后，还可以拿回政权；第二种是配合历史潮流，就象是前苏联模式，那么，它的党就可能保不住，因为它不是非常主动，但也没有积极镇压民众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受到很严厉的清算。如果采取抗拒的方式，他们在历史上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清算。我们看到卡扎菲、齐奥塞斯库以及很多这样的先例。如果中共当局彻底抗拒，他们的资产，他们财富的安全和个人人身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危险。中共到底要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他们对六四难属连基本的抚恤，他们要求真相的诉求没有基本的满足，这样的政权一定会被历史抛弃。”
历史上，成功进行转型正义的新型民主国家除了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真相调查之外，都非常重视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并为他们提供抚恤赔偿的问题。近年来，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民间团体“天安门母亲”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出了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给予受难者家属赔偿，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改变对六四的定性，因此，他们的诉求也就石沉大海。
民运人士、六四伤残人士方政
方政因为参加六四学生示威而惨遭坦克碾压并失去双腿，2005年来美定居。他一直参与和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目前是“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和“人道中国”的理事。考虑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法律条件，作为六四受害人，他主张首先诉诸法律渠道解决包括死难者家属、伤残人士以及被误判或重判人员在内的六四受害者群体的问题。
“大概从90年代开始，整个六四受害者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代表，不断向两会和中央委员会都写过这方面的呼吁信和这方面的请求。写这种信的立场和基点就是希望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渠道解决六四问题，也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当然，这个解决要有一个独立的真相调查，对这些无辜的、广大的六四受害者有一定的赔偿抚恤，同时追究六四凶手。当然，这个追究有可能上升到另外一个政治格局，这个可以靠后一点解决。但是，前面这两步，也就是，六四真相的调查确认以及我们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赔偿，在现有法律条件下，是可以先走一步，先去解决的。”
方政建议，在中国政府缺乏意愿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国民间成立一个非政府机构，代行一定的政府行为。他说，由于六四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因此就不能一党说了算，而应该以全民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政认为，这有助于之后转型过程中的和解。
民运人士、哈佛大学学者杨建利
曾经参与六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异议人士、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的杨建利主张在开放言论，创造一个民主化的法制环境下解决六四问题。他不同意采用过去传统的政治解决办法，亦即通过将一批人树起，将另外一批人打倒的方式，来解决六四问题。
“如果在这方面不允许大家谈论，根本不可能达到最后法律上的解决，或者说大家所期望的任何解决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说累积到一定程度，最后政权彻底垮台，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报复，对政府进行惩罚清算，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很多人希望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第一，可能性比较小，第二，可能不如法律上的解决更加有说服力，因为法律的解决可以奠定未来中国法治化的基础，建立一个案例，用这个案例创造一个法治化的社会。”
对于有些人提出走中间路线，胡平认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六四问题作出某种处理，似乎也是可行的，以四人帮垮台为例，当时虽然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中共当局仍然平反昭雪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它在惩处极左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的同时，使一大批老干部，右派分子和知识分子官复原职。但是，走这条中间路线非常困难，在胡平看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六四事件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它必须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
“这个时候和当年，也就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四人帮垮台时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共产党换了一批人，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还可以延续下去，通过有限度地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强化了本来摇摇欲坠的政权的合法性。今天，共产党认不起这个错，一旦认了六四的错，哪怕是有限度的纠正，势必会激起人们对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严重质疑，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再难以继续。”
原六四学生领袖柴玲1990年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2010年在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目前是妇女和儿童权益组织“女童之声”的负责人。柴玲主张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达成和解与饶恕。她说，自从她认识基督后，了解到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因此是平等的。她一方面提出对六四真相进行彻底调查，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并且视犯罪情节轻重对下令开枪或镇压者进行审判，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能象南非那样以真相与和解的方式，给人一个对25年前作出的决定进行忏悔的机会。她认为这对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文革以后也有很多危害。但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被害者，都没有正确地面对当时的历史伤口在自己心里的影响。我认为，邓小平当时下令开枪，是他当年在文革的创伤没有完全解决而造成的。所以，对受害者来说，如果我们能够饶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一个能够医治伤口，让整个中国继续往前走的好的方式。下一次再有这样的社会危机和冲突，我们就不会再实施一些极端的，而且是反人类的政策。”
原六四学生领袖柴玲
柴玲表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六四问题，还需要伴随文化和经济改革。她提到，当年，胡耀邦提出实施三项改革，亦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精神改革，赵紫阳主张推动经济和政治两项改革，而邓小平只希望进行经济改革。柴玲认为，目前，中国正走在邓小平的路线上。但是，腐败和贫富不均等问题的增多导致社会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柴玲认为，如果要进行宪政改革或者政治改革，必须以精神改革为基础。她解释了什么是精神改革。
“六四枪杀把大家对共产国际的梦想全部打破了。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社会和人类的基本真理，知道在上帝之上可以建造一个好的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搞宪政改革、经济改革或民主改革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在制定法律，建立文化和教育方面，才能把新的社会重新建立起来。这个社会才有长久的稳定、和平、繁荣、博爱和自由。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和价值观，我们就很难进行彻底的宪政改革或政治改革。”
但是，杨建利表示，虽然他本人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不同意柴玲提出的精神解决的观点。他认为，信仰只能作为自我救赎的一种方法，而无法复制给社会上的每个人。
“第一，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是用祷告的方式，用精神解决的方式就能够说服民众呢？这可能是不行的。第二，现在连真相都还不允许讨论，怎么能来一个精神解决呢？ 这种精神解决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或结果呢？大家会觉得犯罪是无所谓的，因为总有一批信仰宗教的人士为我开脱，因为大家要走向和解，要互相原谅。这是从事法制工作的人所忌讳的。法律一定要有惩罚，不惩罚就不能产生阻吓的力量。
杨建利说，纪念六四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记忆，另一方面也是要群策群力来共同找到解决六四的办法。
“第一，让大家的记忆不要断掉，因为一个社会、民族或国家如果没有集体记忆，是很可怕的，因为前几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记得了，都不想去记得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总结历史教训，避免以前犯的错误，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们纪念六四，是维持一个集体的记忆。第二，我们纪念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是六四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想办法寻找解决六四的办法，用全社会的智慧想出一个合理解决六四的办法。”
王丹认为，今年和往年一样，不会因为是六四25周年，纪念意义就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记忆，应该有正义，也就是正义和记忆。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历史在中国的时间轴上消失，也不可以因为有些学生为了表达爱国的热情，给政府提出意见，就残酷镇压。这是极大的社会不正义。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正义。我们要继续纪念六四，继续追求民主。每年都应该是这样，不会因为25年或者24年就有什么区别。”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曾经两次提到“公平正义”一词，一次是在2013年，他在发表新年贺词时提出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另外一次是在2014年初，他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人们对他讲话所释放的信息进行了各种猜测，其中之一是，习近平上台后有可能为六四平反。有些人甚至提到，其父习仲勋在世时曾经反对使用武力镇压学生。但是，民运人士指出，从中国政府在六四前夕大肆抓捕纪念六四的民主人士来看，这个希望非常渺茫。
近年来，民运人士开始把注意力从纪念六四更多地转向探讨如何解决六四的问题上来，并且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叫做“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根据有关专家介绍，转型正义是指一个国家从专制政权向民主制度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立事实真相，确认受害人并提供赔偿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各项改革等。转型正义不仅涉及法律层面，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它层面。由政府设立的“真相调查委员会”在转型正义中起着调查和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作用，它虽然和刑事诉讼不同，但所采集的证据以及从事的调查有可能直接关系到之后的刑事审讯。
原六四学生运动领袖、现任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助理教授的王丹认为，六四问题首先是政治解决，之后才是法律解决。没有民主化的政治解决方案，法律解决是不现实的。
“如果中国政府不给六四平反或者把六四重新进行调查的话，它很难会进入到一个法律的轨道。当然，我们也可以预期，未来有一天，六四如果获得重新评价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才面临社会和解的可能。那个社会和解的可能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这其实是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但是，我也不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要用法律的方式来解决。应该用法律解决的恐怕是那些承担主要责任和有明确责任的人，而那些没有主要和明确责任的人更多应该承担的是道德上的责任。但是，不管怎么样，每一个在转型正义中做过迫害人群的事情的人都应该承担责任，有的是要承担道德责任，有的是要承担法律责任。”
海外民运人士、设在纽约的人权杂志“北京之春”的前主编胡平指出，转型正义必须以制度转型为前提，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首先平反六四，其次是公开真相，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恢复名誉，给予他们抚恤赔偿，并且追究当事者的法律责任。
“制度转型之后才存在怎么样处理过去的问题，这个事情才会被提到议程上来，在这个意义上，正如王丹说的，只有在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才有法律的问题。如果政权依然是过去的政权，而且实行相同的路线，它就会坚持过去的错误，就不会进行纠正。即便纠正，也是非常有限的。就象我们以前看到过的，中共当局也做过一些平反冤假错案的事情。但是，这和转型正义还不尽相同。所以，转型正义的发生首先要有制度的转型。”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赞同六四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的说法。他认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实现转型正义是不可能的。
“中国执政党不仅不想要伸张正义，不想要道歉，而且不希望纪念和谈论六四，甚至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也要进行审查。因此，除非当权者改弦易辙，否则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不过，即使它决定作出改变，也会按照它自己的方式去改。中共当局会象处理毛泽东时代的其它问题一样，通过一个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对毛泽东要三七开，他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主流还是好的。此外，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也非常困难，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例如邓小平和杨尚昆，已经不在人世，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虽然已经退休，但仍然大权在握，因此，在目前的政权体制下，他们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谈论这些也无济于事。”
原六四学生领袖、“六四档案”的主编封从德指出，中共当局是否有诚意对六四难属给予实质性和到位的抚恤，是一个基本的风向标。他说，如果中共当局做不到这一点，势必被动地参与到解决六四的过程中来。届时，来自体制外的民间力量就会抛弃中共现有体制，进行一场民主革命，而这场革命是否以和平有序的方式进行，目前仍取决于中共当局的态度。
“基本上，它可以有三种态度，一种是完全抗拒历史的潮流，另外一种是配合，还有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去开启。最好的是主动参与和主动开启，台湾就是采取这个模式。这样，中共还可以保党，就象国民党一样，政党轮替后，还可以拿回政权；第二种是配合历史潮流，就象是前苏联模式，那么，它的党就可能保不住，因为它不是非常主动，但也没有积极镇压民众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会受到很严厉的清算。如果采取抗拒的方式，他们在历史上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清算。我们看到卡扎菲、齐奥塞斯库以及很多这样的先例。如果中共当局彻底抗拒，他们的资产，他们财富的安全和个人人身的安全可能都会受到极大的危险。中共到底要作出什么样的选择，我们拭目以待。如果他们对六四难属连基本的抚恤，他们要求真相的诉求没有基本的满足，这样的政权一定会被历史抛弃。”
历史上，成功进行转型正义的新型民主国家除了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进行真相调查之外，都非常重视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并为他们提供抚恤赔偿的问题。近年来，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民间团体“天安门母亲”多次上书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提出了真相、赔偿、问责三项要求，请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公布死者名单和人数，给予受难者家属赔偿，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等。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始终没有改变对六四的定性，因此，他们的诉求也就石沉大海。
方政因为参加六四学生示威而惨遭坦克碾压并失去双腿，2005年来美定居。他一直参与和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目前是“旧金山民主教育基金会”的会长和“人道中国”的理事。考虑到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和法律条件，作为六四受害人，他主张首先诉诸法律渠道解决包括死难者家属、伤残人士以及被误判或重判人员在内的六四受害者群体的问题。
“大概从90年代开始，整个六四受害者群体，包括‘天安门母亲’和六四伤残者代表，不断向两会和中央委员会都写过这方面的呼吁信和这方面的请求。写这种信的立场和基点就是希望在现有的政治结构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渠道解决六四问题，也就是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当然，这个解决要有一个独立的真相调查，对这些无辜的、广大的六四受害者有一定的赔偿抚恤，同时追究六四凶手。当然，这个追究有可能上升到另外一个政治格局，这个可以靠后一点解决。但是，前面这两步，也就是，六四真相的调查确认以及我们这种无辜受害者的赔偿，在现有法律条件下，是可以先走一步，先去解决的。”
方政建议，在中国政府缺乏意愿的情况下，可以在中国民间成立一个非政府机构，代行一定的政府行为。他说，由于六四是一个全民性的运动，因此就不能一党说了算，而应该以全民共同参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方政认为，这有助于之后转型过程中的和解。
曾经参与六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异议人士、现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研究员的杨建利主张在开放言论，创造一个民主化的法制环境下解决六四问题。他不同意采用过去传统的政治解决办法，亦即通过将一批人树起，将另外一批人打倒的方式，来解决六四问题。
“如果在这方面不允许大家谈论，根本不可能达到最后法律上的解决，或者说大家所期望的任何解决方式都是不可能的。只有说累积到一定程度，最后政权彻底垮台，出现一个政治上的报复，对政府进行惩罚清算，这种解决方法，可能很多人希望是这样。但是，我觉得，第一，可能性比较小，第二，可能不如法律上的解决更加有说服力，因为法律的解决可以奠定未来中国法治化的基础，建立一个案例，用这个案例创造一个法治化的社会。”
对于有些人提出走中间路线，胡平认为，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六四问题作出某种处理，似乎也是可行的，以四人帮垮台为例，当时虽然政治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中共当局仍然平反昭雪了毛泽东时代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它在惩处极左路线的主要执行者的同时，使一大批老干部，右派分子和知识分子官复原职。但是，走这条中间路线非常困难，在胡平看来，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六四事件已经荡然无存，因此，它必须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
“这个时候和当年，也就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四人帮垮台时不一样的是，那个时候，共产党换了一批人，邓小平，胡耀邦上台，共产党的一党统治还可以延续下去，通过有限度地纠正过去的错误，重新强化了本来摇摇欲坠的政权的合法性。今天，共产党认不起这个错，一旦认了六四的错，哪怕是有限度的纠正，势必会激起人们对共产党继续一党专制的严重质疑，从而使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再难以继续。”
原六四学生领袖柴玲1990年经香港逃离中国大陆，2010年在美国受洗成为基督徒，目前是妇女和儿童权益组织“女童之声”的负责人。柴玲主张在基督信仰的基础上达成和解与饶恕。她说，自从她认识基督后，了解到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因此是平等的。她一方面提出对六四真相进行彻底调查，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并且视犯罪情节轻重对下令开枪或镇压者进行审判，另一方面她也希望能象南非那样以真相与和解的方式，给人一个对25年前作出的决定进行忏悔的机会。她认为这对整个社会和中国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文革以后也有很多危害。但是，无论是受害者，还是被害者，都没有正确地面对当时的历史伤口在自己心里的影响。我认为，邓小平当时下令开枪，是他当年在文革的创伤没有完全解决而造成的。所以，对受害者来说，如果我们能够饶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一个能够医治伤口，让整个中国继续往前走的好的方式。下一次再有这样的社会危机和冲突，我们就不会再实施一些极端的，而且是反人类的政策。”
柴玲表示，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六四问题，还需要伴随文化和经济改革。她提到，当年，胡耀邦提出实施三项改革，亦即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精神改革，赵紫阳主张推动经济和政治两项改革，而邓小平只希望进行经济改革。柴玲认为，目前，中国正走在邓小平的路线上。但是，腐败和贫富不均等问题的增多导致社会不稳，老百姓怨声载道。柴玲认为，如果要进行宪政改革或者政治改革，必须以精神改革为基础。她解释了什么是精神改革。
“六四枪杀把大家对共产国际的梦想全部打破了。很多人开始认识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社会和人类的基本真理，知道在上帝之上可以建造一个好的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搞宪政改革、经济改革或民主改革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基础，在制定法律，建立文化和教育方面，才能把新的社会重新建立起来。这个社会才有长久的稳定、和平、繁荣、博爱和自由。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和价值观，我们就很难进行彻底的宪政改革或政治改革。”
但是，杨建利表示，虽然他本人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不同意柴玲提出的精神解决的观点。他认为，信仰只能作为自我救赎的一种方法，而无法复制给社会上的每个人。
“第一，我们必须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没有宗教信仰，是不是用祷告的方式，用精神解决的方式就能够说服民众呢？这可能是不行的。第二，现在连真相都还不允许讨论，怎么能来一个精神解决呢？ 这种精神解决给别人什么样的印象或结果呢？大家会觉得犯罪是无所谓的，因为总有一批信仰宗教的人士为我开脱，因为大家要走向和解，要互相原谅。这是从事法制工作的人所忌讳的。法律一定要有惩罚，不惩罚就不能产生阻吓的力量。
杨建利说，纪念六四一方面是为了维持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记忆，另一方面也是要群策群力来共同找到解决六四的办法。
“第一，让大家的记忆不要断掉，因为一个社会、民族或国家如果没有集体记忆，是很可怕的，因为前几年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记得了，都不想去记得了，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要总结历史教训，避免以前犯的错误，这一点是非常不应该的。所以，我们纪念六四，是维持一个集体的记忆。第二，我们纪念六四事件，最重要的原因是六四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要想办法寻找解决六四的办法，用全社会的智慧想出一个合理解决六四的办法。”
王丹认为，今年和往年一样，不会因为是六四25周年，纪念意义就有什么不同。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记忆，应该有正义，也就是正义和记忆。我们不可以让我们的历史在中国的时间轴上消失，也不可以因为有些学生为了表达爱国的热情，给政府提出意见，就残酷镇压。这是极大的社会不正义。所以，为了中华民族的记忆和正义。我们要继续纪念六四，继续追求民主。每年都应该是这样，不会因为25年或者24年就有什么区别。”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曾经两次提到“公平正义”一词，一次是在2013年，他在发表新年贺词时提出要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另外一次是在2014年初，他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又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人们对他讲话所释放的信息进行了各种猜测，其中之一是，习近平上台后有可能为六四平反。有些人甚至提到，其父习仲勋在世时曾经反对使用武力镇压学生。但是，民运人士指出，从中国政府在六四前夕大肆抓捕纪念六四的民主人士来看，这个希望非常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