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情况日益严峻。几位民主活动人士走上流亡海外的道路，秉持着终有一天能赢得抗争、返回家乡的共同信念。即使抗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他们相信在国际合作下，终会看见曙光。
12月16号，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场题为“通过美国难民政策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听证会上，多位议员表达了对香港现况的担忧。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北京正在对香港做的事情，就是他们想对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做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是我们当今的柏林。”
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为寻求庇护的香港人提供帮助，不仅是道义上的正确行为，也符合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因为我深信香港处于一个更大的斗争的前线。这是威权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广泛斗争。”
自2020年7月1号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北京加大对香港民主诉求的压制，当地情况日益严峻。活动人士黄之锋、周庭、林朗彦因《国安法》被判刑，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不得保释，12名企图乘船至台湾寻求庇护的港人“被送中”。
12月7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为受到北京政治打压和迫害的香港居民提供庇护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法案虽未能在国会休会前获得参议院一致通过，但多位议员表达了对香港议题的高度重视，包括出自切身经历的体会。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嫩德斯：“作为古巴裔美国人，这个议题贴近我的心坎。我非常了解朋友家人对自由的希望和渴望，被共产主义专政粉碎的感受。”
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布卢门撒尔：“我对这个保护难民的议题有切身感受。我父亲在17岁那年来到这个国家，以逃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的迫害。他大部分家庭成员在大屠杀中丧生。从我父亲的眼里，我知道作为作为难民需要得到保护的感受。”
一些香港活动人士似乎也踏上类似道路。他们离开家乡，前往民主国家寻求自由安全的倡议空间。
十二月来到华盛顿的梁颂恒是首位宣告流亡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前立法会议员。
梁颂恒对美国之音说：“我相信每一个香港人，不论他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他脑子里面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应不应该离开香港。对我来说，我预想短时间内我可能不能回到香港，但是香港对特别是我们这一辈来说是我们的一切。就是有一种罪疚感吧。走了以后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否则对不起兄弟啊。”
流亡英国的香港活动人士罗冠聪：“我的父亲是移民也是难民。他在70年代从中国大陆泳渡香港，这样的经历令我反思香港。香港本应是个欢迎所有人的自由地方，而不是一个迫使人们离开这座城市的地方。而实际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除了香港本地活动人士流向海外，海外人士亦受《国安法》影响，一些人可能无法再踏入香港。
华盛顿倡议团体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朱牧民是美国公民。他和罗冠聪为《国安法》实施后被港府通缉的第一批人。他说，他被通缉意味着任何一个美国人都可能成为中国政府的目标。
朱牧民对美国之音说：“这是我在职涯和个人生活中接收到的小小荣誉之一，能够成为这场抗争的一分子。我不但不后悔，我认为还有更多比我受更多苦、被弃绝和铤而走险的人。此外，众所周知，这长存于我的家族。我父亲在天安门运动的支持工作中发挥关键作用，帮助许多异议人士在89和90年逃离，并因为2014年香港的抗议活动被定罪和判刑。”
朱牧民的父亲朱耀明牧师是六四事件后协助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民主人士前往香港、之后赴西方国家的“黄雀行动”的核心人物。他也是争取普选和平占领中环的“占中运动”发起人之一。
朱牧民表示：“我认为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能有选择权和自由去支持香港、为香港发声，是我们最大的好运之一。”
朱牧民说，香港民主委员会不会退缩，将继续在美国为香港民众发声，并为美国港人提供支持，包括协助流亡者安顿和倡议。
纽约支持香港团体NY4HK创办人杨锦霞同为被港府通缉的美国公民。她自六四事件开始在美国投身民主运动，认为流亡的两代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杨锦霞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出来，因为八九的事情，很多人也坐过监狱。有些人后来搞民运，一生都放在八九上面，平反啊，与中共对着干，但是经常也有人离开。但是对于中共，好像说到底有没有真的威胁到它们，或是逼到它。他们的努力在这边，好像换来一点点的成果，也不是说要把他们推翻，或者是你看到，现在还更加严重。所以综观来说，我会看到有这个很伤心的地方。”
梁颂恒认为，要逼迫中国政府回应香港现况，采取经济制裁会是有效方法。
梁颂恒说：“我很希望美国能继续他们对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支持，包括针对香港金融系统的一些制裁。对中国来说，香港最重要的地位就是提款机，ATM，拿钱的地方。如果你关掉它的这个功能的话，我也挺肯定中国的经济捱不了这一种冲击。他就会更容易地被逼回到谈判桌上。”
朱牧民认为2020年初开始大流行的新冠疫情虽对香港抗争活动带来影响，但香港议题的声量仍令中国政府害怕，因而加速《国安法》的推行。
朱牧民说：“疫情让他们能更快进行镇压，在没有任何公开抗议和在香港聚集公开行动的可能下。但即便是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港府和中国政府对香港持续在全球引发的关注感到非常恐惧，带来一种思维，认为对控制整个中国的意识构成威胁。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加大打击力度，并在五月提出《国安法》，迅速通过然后六月开始实施。”
朱牧民表示，《国安法》下，香港抗争运动走入新的阶段，在本地抗争难度加大的情况下，由美国领导的国际合作格外重要。
在香港民主委员会的线上研讨会中，罗冠聪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运动目前处于低潮，但香港人的愤怒不曾减退，即便化为实际行动着实困难。他认为当前公民社会的合作更加重要，应重新思考如何为入狱、身处司法程序和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而这样的联络网和资源正在民间建立中。
罗冠聪说：“运动具有周期，有低潮也有高潮，重要的是，当我们认识到处于低潮时，如何能坚持下去，如何能保持持久，我们如何将焦点转移到支持前线和受苦的人身上。我认为我们的公民社会正朝这个方向运作。”
杨锦霞呼吁抗争者在低潮中保持信念，曙光终会来临。
她说：“我们一定要抱持这个信心。你问王丹，王丹还是抱着回北京的愿望，这是我们抗争者心里的一个理想。因为没有那个信心、没有那个目的，我们怎么能够继续走下去呢？王丹也走了三十年了，那么这些罗冠聪、许智峯、梁颂恒啊，都是很年轻的人，这条路他们将来可能要走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因为人权自由是全世界的价值。中共这种手段，这种霸权，不会被世人接受的。”
梁颂恒说：“我想这应该是海外的港人最大的一个希望。对我来说，我最大的希望就是香港变回香港人的香港，然后我们可以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