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底， 美国之音向听众、观众征集岁末感言，我们想知道这一年您经历了什么，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我现在是在中国大陆写下我的故事，”在中国北方城市打工的尹先生在电子邮件中写道。
44岁的他是家中的顶梁柱，每月挣3000多人民币，妻子患心脏病，没有工作，在家照顾12岁的儿子。 七年前，尹先生被确诊为糖尿病患者，因为不舍得买监测血糖的试纸和针头，今年夏天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该死的中国武汉病毒害惨我全家了，因为我一旦感染上这种病毒，就会发展为重症而死亡，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他写道。
“底层这些人都是病不起的，” 39岁的成都居民谢俊彪说。“真是某一天遇到大病，或者遇到疫情这样的，我们都觉得无能为力。”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谢俊彪是第一批复工的打工者。春节一过，他就硬着头皮回工厂上班了。他在成都市郊一家食品厂做打包员，一周六天，每天10到12小时，每个月底薪加业绩3000多。
5月1日，因为厂里效益不好，他被裁员了。谢俊彪告诉美国之音，经济不景气，到县城上逛一圈就知道了。好多铺面都关门了，以前非常紧俏的店面现在都挂出“打折出租，没有转让费”的牌子。 一个在贵州做餐饮的朋友今年已经亏了十来万。
“这年过的，哎呦，从年初开始就是提心吊胆的，”他感慨。
除了担心疫情外，他说自己更担心因言获罪。
“在网络上一定要闭嘴，一定要闭嘴，一定闭嘴，“他不断提醒自己，担心过多谈论疫情，一不小心就被说成造谣生事。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劫难逃。2月，因为参与为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立碑的网上签名，他多次被“喝茶”。 5月，因为举牌声援中国知名异见人士黄琦，他被拘留了30天，目前还在取保候审。
“送饭和寄个明信片都要被喝茶、被警告，真是见了鬼，” 谢俊彪说。“送饭”，指的是为被囚禁的异见人士及家属提供帮助和支援。
离开看守所后，他开了两个微信公众号，想挣点广告费过活。几个月后，其中一个号被封了，他只得更加倍小心地经营仅存的账号，生怕哪天这个名叫“爱到处说”的公众号也不慎阵亡。
“爱到处说”这个名字的灵感来自武汉医生艾芬。和李文亮一样，她也是最早在网上分享疫情消息，被官方训诫的医务人员之一。
3月，当疫情开始蔓延至全球之际，中国《人物》杂志刊登了艾芬专访《发哨子的人》。文章很快被屏蔽，却被无数网民接力转发，反响巨大。
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艾芬的这句话：“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在民间，“老子到处说”和李文亮去世前说过的“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被评选为2020年十大流行语。
美国之音联络到了“十大流行语”的作者——一位要求匿名的中国95后。他说，流行语的挑选标准是“在这一年里，真正在中国网民中间，特别是年轻人群体里面，引发共鸣的词汇”。
防火长城内外，这个流行语榜单引发了中国人的集体共鸣，获得大量转发。让这位年轻作者没想到的是，艾芬医生也在微博上转了。不过，这条微博很快被“河蟹”。
每到年底，中国官方媒体也会盘点当年的流行语， 排在今年榜首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9月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同样上榜的还有 “逆行者”、“双循环”。
“这应该是一种政治任务吧，官方将‘弘扬社会正能量’作为挑选标准。”那位中国95后说。他还说，虽然两个榜单也有一些重合的词汇，比如“后浪”、“内卷”、“打工人”，但入选理由显然是不一样的。
“我看中的是这些词汇背后反映出当下年轻人面临的阶级固化困境和潜在的政治诉求，而官方更像是谋求对年轻人的一种‘统战’，”他说。“但我认为这种‘统战’不会有好的效果，因为他们和年轻人之间存在巨大的代沟。”
在广东上大学的湖北男生William说，2020年是“黑暗且悲惨的一年”。他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对于2020，我只想说可悲。在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居然都没法为这个民族，为这个社会留下些什么，连让人们反思都没有做到，实在可悲。”
曾在中国金融业工作多年的孙先生说：“我们在国内基本上不能说关于美国的实话，更不能说真话，国内那种精心设计的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的策略确实太成功了，给民众洗脑的效果显得邪恶和疯狂。”
年初时，孙先生和家人赴美探亲，却被迅速席卷全球的病毒风暴困在这里。上个月，他们一家第一次在美国庆祝了感恩节。这天，孙先生百感交集，想在内心真诚地道一声：感谢美国和感恩美国人民。
他在电邮中对美国之音说：“虽然美国人民今年三月以来饱受暴发自中国的新冠疫情之苦，但依然让我们全家近半年多在美国更多感受友爱，让我们全家得到善待。我们内心既感动又忐忑，无法言表的感慨，有抱歉、有愧疚、有焦虑，同时又感觉无力。我们只有祈祷愿疫情尽快过去，祝福美国继续伟大。”
2021年你有什么新年愿望？
“愿望？没有，混天过日吧，”成都的谢俊彪答。
采访结束后，他发来这样一条信息：能肉身翻墙的话，以后一定带着孩子到处去呼吸真正的新鲜空气和自由的空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