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前，北美地区的各路异议人士周末在纽约以“习近平的混乱棋局”为题举行研讨会。就中国政局、社会矛盾、中美关系、未来走向发表意见。会上，与会者对习近平是改革者还是独裁者、反对派应做捣乱者还是监督者、以及中国应进行改革还是革命等问题仍存在很大分歧。但是，与会者对中国崛起对世界秩序和普世价值的挑战，以及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分析。
网络安全是中美联手炒作？
习近平来访美国前，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认为，习近平访美面临一系列挑战，所到三地中“西雅图是重中之重；华盛顿是来接受果实的，弹性很大；纽约只是面子之行。”
北京已经放出讯息，在西雅图，习近平要对美国人民关心的重大议题做出回应。王军涛的解读是，在9月22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和9月23日美国商界的圆桌会上，习近平会做几个宣示，“第一个，是中美两国将联手打击网络犯罪，甚至对一些案例进行调查，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第二个，习近平会通过给美国商界一些利益来缓和美中在经贸领域的冲突。比如‘一带一路’，他会把这块大蛋糕中很大部分切出去给美国的制造业，美国的商人一看有这么大的订单马上就会非常高兴。”
王军涛说，美国有些议题吵得响，比如，网络安全问题，其实中国并不是不想解决。“共产党高层对网络战没有任何兴趣，它没必要去要美国那些东西。但它为什么不解决呢？它就是要找一个机会，”王军涛说，江泽民时代以来就有个习惯，议题吵得越响越好，为的是到峰会时一举解决，既显示自己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又有利于建立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美国政客也好向选民交代。
“所以习近平的华盛顿行程比较开放，如果在西雅图的演讲能改变美国舆论对他的评价，政客们就会动起来，某个大老板或跟议长打个电话，‘是不是跟习近平见一面’，这样他在华盛顿将会有所收获。共产党一贯希望玩戏剧性一手。”王军涛补充说，“如果美国人民这次没有得到惊喜，那就说明习近平太笨了。”
王军涛说，从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来联合国后，中国连续5年在联合国首脑峰会上缺席，“这次来完全是个面子，表明我是个大国，还在掌握中国局势。”
改革派？独裁者？仍是个问题
习近平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改革派？独裁者？与会者意见分歧尖锐。
《北京之春》社长于大海认为习近平李克强是有一定改革理想和理念的领导人，受到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主自由思潮的影响。但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坐在这个位子上也只能有今天这样的的表现，“不过我仍对他们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们在稳定政权之后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希望他们都是隐藏得很深的改革派。”
博讯新闻社创办人韦石认为，习近平所作所为可能都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中国的政治非常复杂，他可能受到很大牵制，“最近了解到，习近平要换个私人秘书都拖了一个月；中央警卫局也拖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搞定。他打了军内的两只大老虎，徐才厚、郭伯雄，但是上将处理了几个？被谷俊山迫害的很多人没有翻案；公安部的主要人马还是周永康的人，而很多反周永康的人却被抓了。”
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说：习近平有一套大计划，前5年建立架构，后5年大刀阔斧行事。但最近两年和未来两年发生的事情会拖延他目标的实现，包括股市崩盘、不透明的金融运作、天津大爆炸带来的官僚制度和中央地方关系的纠结。“最重要的是老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决定政权存续的可能性；这个政权处理很多大事件的方式落后，无法满足人民迫切的需要。未来2年有更大挑战，危机会一步步加深，这个体制所代表的官僚已经不能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
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表示，习近平执政三年，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从反腐到抓维权人士、镇压公民社会，控制意识形态的种种新的举动，包括阅兵、建立各种小组集权，都表明他完全没有可能朝着实现民主法治的方向走，在他当总书记之前的言论，他的教育和太子党的背景，都可以看出他没有要引导中国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性。“他是个又野蛮又二百五的领导人，会把中国带向危险的边缘，而且危害全世界。”
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唐元隽认为，习近平不是个二百五的领导人，“一个人能上台三年稳稳操控中国的政局、巩固权力，应该说不是二百五，他是有能力的。”
北大原经济学教授、现任加图研究所研究员的夏业良表示，“习近平没有政治智慧，他在文化上素养很差，真实的文化就是初二辍学生，虽然头上顶着博士学位，但是假博士，一开始是经济学博士，后来又变成法学博士，工农兵学员学的化学都还给老师了。政治上又不依赖于广开言路。”
唐元隽不同意：“应该承认习近平管控中国社会的能力。他的团队管控中国跟习本身的学历是没有关系的。袁世凯连个贡生、秀才都没考上，但没有人说首创共和与他无关”。他表示，“具有人道主义的政治强势人物的出现对中国的变化是件好事，虽然习近平是不是我们不知道。”
香港《动向》杂志总编金钟表示：“习近平的任期按邓小平以后的规定应该是10年，但按照习近平的强势作风，他会修改陈规再做10年，因此他做20年不是没有可能。”
学者王天成说，他可以对习近平下论断，“他成为改革派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他说，习近平如果不被政变赶下台、如果不因身体健康而早亡，他将控制中国20年左右。“在他统治下，你不要指望有任何政治开放，任何有民主转型意义的政治变革。这是个沉重的话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不少人要老死异乡。当今中国，革命是唯一的出路。”
夏业良说：他根本没有可能指望习近平成为改革者，或像蒋经国那样的人，“根本没有可能，我可以下断言。”
周六，这一研讨会在纽约大学城市学院举行。该校政治学教授夏明表示，习近平即将来美进行国事访问，“我们自由民主人士不能没有声音。”他与魏碧洲、陈破空、金钟、胡平共同发起了这一会议。
26年亲历之历史巨变
习近平上台后，以“中国梦”为口号，更强硬地把中国崛起在全球推向高潮。这种强势崛起究竟意味着制度博弈的胜出、发展模式的优异？还是标志着另一个人类未见证过的挑战现有秩序的新时代的开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六四镇压以来，中共用武力维持社会稳定与高速发展的模式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威胁。“只过去了26年，整个世界发生了惊人巨变。还是这个党、还是这个军队，公然在全世界目睹大屠杀的地方举行大阅兵。”
胡平说，当年苏联垮台、东欧国家瓦解，中共面对全球抗议声浪奄奄一息，“但是，这个政权不仅挺过来了，而且更加强大了，经济上超过美国指日可待。而西方却在衰落。照目前趋势下去，不到5年整个世界会变得面目全非。这是非常荒谬的。”
胡平说，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在目睹一场历史巨变，它对整个人类影响之大在历史上无出其右。中国对世界秩序和普世价值的挑战是根本性的。”
胡平对包括美国的西方世界的应对之道很不乐观，“看不出有根本性的调整。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办，就算知道也许已经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极权政权崛起。”他说，“你怎么能指望靠屠杀手段而稳定起来的一个政权会变成一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呢？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嘛！这跟我们每个人的常识都是相反的嘛。”
《华尔街日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1994年打开中国大门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晚年时曾怀疑他对中国长期开放究竟是凶是吉。胡平说，“尼克松不知道美国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就是雪莱夫人科幻小说中那个杀死自己创造者的恐怖怪物。他的意思是，第一，暗示了对象是个邪恶；第二，这个邪恶是我们帮助制造出来的。已经造成这样的现状了。”
胡平指出，“不仅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显得暧昧不明、一筹莫展；而且习近平上台后加紧打压，使得国内的反对资源也不容乐观。26年过去了，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过成规模的民主运动，这在中国建政以来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在看不到有迹象哪个地方会出现以民主为诉求的运动。情况恶化的可能却在增加，因此这种情况更加值得警惕，我们面对的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问题。”
挑战现有秩序的新时代开端？
前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张博树说，他发现过去100多年的历史显示了一个可分为五大阶段的逻辑：第一个阶段，19世纪，是国与国关系以实力为原则的时代；第二阶段，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出现两个变化，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14点和平倡议，强调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不应靠战争而应以和平方式解决，二战后出现的联合国就是这一原则的体现；而另一方面则出现了苏联、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第三阶段，冷战，其特点是突出了意识形态之争；第四阶段，冷战结束，从中国的89民运到苏联解体，民主制度在全世界获得全胜，如果还有冲突，那是文明冲突；制度冲突似乎已经结束，民主普照天下；第五个阶段，中国的党国体制不但未垮，经过30年反而慢慢恢复过来，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它在经济上是世界第二，在世界上的影响绝非30年前可比。
他说：“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作为党国的重新崛起是全世界都承认的事实；结论：党国政体与民族国家结合，或，党国政体绑架了民族国家，处处以民族国家名义在世界上不断扩大影响，从时代的意义上，也可能真的构成了某种新的现象，值得认真对待。”
王军涛认为，西方势力扩展到全球之后，在建立不同民族国家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不同道路之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挑战先后都垮了。他说，习近平是要走一条不同于美国的路，在这一点上他跟国际社会、跟美国发生了冲突，这是他访美面临的最大困境。
习近平的梦能不能实现呢？王军涛说，他很难实现他的抱负，如果从正面说他有一个的话。“第一次大战的教训是没有集体维安，国家主权不保，会被强权打破。第二次大战的教训是，必须在国内讲人权，否则主要国家之间会发生战争，所以才把人权写进了联合国的主要文献，后来证明了二战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
王军涛说，“现在，习近平想走一条不尊重人权的道路，实际上这是国际社会对他最大的不放心”。王军涛表示，亨廷顿讲的文明冲突论现实中其实并不多见；而同一文明内部的冲突倒很多，比如，伊斯兰国家之间；只有在一种文明中没有战争，那就是在承认普世价值的国家之间。因此他说，“人类社会要保持永久和平，就必须走保持普世价值的道路，重建民主国家之间的秩序。”
张博树表示：当今中国出现的问题与全世界息息相关，因为中国的党国体制绑架了民族国家，它对全世界构成了挑战，不仅对原来主权国家意义上已经由和平取代战争的人类大趋势构成了挑战，而且也在民主与专制这个问题上构成了挑战。
王军涛以最近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例说明了这一挑战，“当全世界都在纪念二战的死者，避免人类再发生战争的时候，中国的调子却是怎么打赢下一场战争、不再受欺负。”
“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伪命题？
政论家陈破空对整体形势有不同分析。他认为，中国在走下坡路，美国在走上坡路。“虽然从表面看好像中国在示强、美国在示弱，但是这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这就是当年日本的做法：二战前日本也一再示强，美国一直示弱。但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被迫反击，结果被美国这个工业巨人打败。”
他表示，其实中共的防线很脆弱，表面强大但其弱点非常分明，就是它的互联网。“它的防火长城一经瓦解，人民了解真相，共产党的位子就坐不稳了。”
陈破空指出，大阅兵上政治老人全体出席，上海踩踏事件、天津大爆炸只处理了区级官员，在在说明了习近平权力很有限，“习近平访美是美中关系40年中的最低点，他在华盛顿只呆一天半，说明中美关系濒临摊牌和破裂，而且国宴设在星期五晚上，据说这在美国属首次，因为议员都离开了，减少了炮轰的可能性。”。他总结8个字，习近平政权是“四面树敌，内外交困”。
纽约城市大学城市学院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中国崛起、美国衰落”是个伪命题。中国的崛起2008年到顶峰，极盛后开始走下坡，而今年是拐点。
他说，最大的问题是中共统治的维持已经陷入公共行动的困境：没有腐败，官员不干活。他认为，中共腐败的底线是无法突破的：居民消费占GDP20%，而国家消费占30%；而股市危机既带来暴力救市，破坏法治原则，也破坏了市场经济。
因此他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衰退，“尤其习近平未经任何许可搞大阅兵，劳民伤财，在可容纳百万观众的地方只敢安排两万观众，是个没有群众动员的法西斯主义”。他确认，“中国在衰落而不是在崛起” 。
夏明认为，美国在继续回弹，美国的危机是一种“创造性的破坏”，“美国的精英已经开始反省，制造业在回归，资本在回到本土。通过这次总统选举美国正进行讨论美国衰落的辩论。”
夏明说，“美中关系已经进入冷战，而且有很高的危险会进入热战”。他认为，舆论和宣传的冷战已经开始：中国驱赶外国记者；美国精英发声反击，各大美国媒体揭露中共高官腐败，美国新闻界已集体抛弃中国。而中美之间在网络、贸易、货币上均展开了冷战；在南海和东海很可能会爆发热战，尤其在日美同盟的情况下。
夏明表示，美国是个后发制人的国家，“无论一战、二战、韩战、越战、911反恐，美国都是后发制人。中国目前对美国的挑衅没有逃脱历史上所有国家对美国挑衅的规律：历史上三次专制极权主义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挑战，都失败了，法西斯德国在热战中失败，苏联在冷战中失败，我相信中国在冷战加热战中也一定会失败。”
他批评在西雅图为习近平主办企业高管圆桌会议的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是“制度投机”，“就是还想利用最后大家对中国的信心还没有完全崩溃的时候，进行最后一次投机”。
夏明称中国目前的膨胀心态为“爱丽丝综合症”：“爱丽丝梦游仙境，吃了蘑菇，身体长得越来越大，她跟女皇讲话口气也越来越足。当她讲得很冲的时候蘑菇的法力却消失了，而她身体变小的时候她底气还很冲。中国正经历这一时期，膨胀的身体，中国奇迹的蘑菇法力已经在消失，但中共领导人还意识不到，还这么冲，如我在《红太阳帝国》一书中讲到，红太阳其实就是恶魔在山洞里投下的一个幻影而已。”
美国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肖国珍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冲突是价值观冲突，由此导致了军事、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冲突，而焦点是人权问题。她说，中共在国内宣传中一直把美国当作假想敌，但习近平访美却说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是专制政权人格分裂的必然体现。她认为，在中美关系上要回到尊重普世价值的道路上而不是总是考虑价格。
最近维权律师郭玉闪获释，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来访前中共向美国释放的善意，但她指出，从7月9日到现在，中共抓捕了200多律师，现在只放了2个人，她呼吁，必须释放所有没有犯法的所有维权律师，中共必须尊重国际准则，止住它伸向民间的黑手。
嘲笑消遣还是学习分析对手
在异议人士群体如何扮演反对派角色的问题上，与会者分歧也十分尖锐。
维权律师滕彪说，中共主导的改革或改良越来越失去支持者，民众对当局的失望和嘲笑随处可见，中国要回到革命。
网络活跃人士北风说，他对习李要不要改革不关心；习近平只是他调侃、消遣和谴责的对象。他认为，异议群体对中国高层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对美国帮助中国民主转型的诚意也不要太在意，对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则完全不必在乎，“他们太聪明了：民间力量没成型前他们不冒头；转型趋势确立后他们冒不冒头有关系吗？”
他认为，针对国内群体做些事情是最有意义的。他问：“我们能做什么？”他答，利用网络，走去中心化的广场革命道路。“我最近成立了唯恐天下不乱党，只有我自己一个党员，倡导‘新刁民运动’，不管做什么事情只有一个标准，给当局添麻烦就是好事。”
北风表示，就是要调侃、嘲笑，政治上唱衰、经济上做空；行动上可以做“扔火柴”战略，“捕捉民间情绪，发现诉求，设计运动，把火柴点着后扔出去。”他总结道，“与其坐而论道，评点国际形势，不如先放低身段，把自己埋了，去制造麻烦。”
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唐元隽则完全不以为然。他认为，反对派要改变看待中国局势的思维方式。“在关心中国转型的时候，要对各种力量进行客观评估，不能仅仅处于亢奋的状态、出于美好的愿望。在对方统治力量不断加强、国内局面没有按照我们的期望发生任何松动和改变的时候，我们对对手的观察要既细致又客观。要战胜对手，就要学习对手的招数和优点；认为对方很快会垮，最后失败的可能不是对方。”
与会的世界维族大会副主席伊利夏提谈到了习近平统治下中共民族政策使维吾尔族与汉族的矛盾加剧、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系被切断，并解释了世维会的宗旨“维族人有民族自决的权利”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的区别等问题。与会者跟他进行了交流沟通。
在研讨会上发言的还有女权活跃人士张菁、八九学运领袖、律师李进进、台湾笔会会长郭正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