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调进行“布习会”后，美中两大强权未来将如何修补关系成为一周来各界关注的议题。对此，观察人士警告，习近平5月底提出的“极限思维”源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带有“化被动为主动、制造极端”的策略，应用在未来的对美国外交上，恐代表中共将策动一连串“灰色地带冲突”，以争取对美国的政治胜利。
观察人士说，早在布林肯出访北京，为美中潜在冲突寻求“护栏”之前，习近平就重提了毛泽东时期的“极限思维”，来指导国安和对外关系，而且这套思维所衍生的“间接胁迫”在布林肯访华前后更可看出斧痕凿凿，包括邀请美国商界人士，如微软的比尔·盖兹(Bill Gates)或电动车龙头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用来来反讽西方“脱钩中国”倡议的不切实际并制约布林肯，以打造一出“美国反对美国”的剧码。
位于台北的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汤名晖6月23和26日分别于台媒《上报》和《关键评论网》撰文指出，“极限思维的战略传统源自毛泽东思想，以‘打打谈谈’的形式,作为军事行动支撑谈判，同时考验对手的底线”。此一战略应用从国共内战到近年中国的领海与边境冲突并不鲜见，甚至也是上周建构“布习会”的后设背景。
汤名晖直言，习近平的“极限思维”未必是为战争准备，但是透过极端的表态来转嫁国内压力，并让如美国等对手畏惧不确定性而让步，这种策略未来将主导中国的对美外交。也就是说，中共恐将策动一连串的“灰色地带冲突”，来争取大国竞逐下、对美取得政治胜利的成果。
习近平首提“极限思维” 掀政治观察圈热议
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5月30日主持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表示，中国所面临之国安问题的复杂和艰巨度都加大，他因此呼吁干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虽然习近平经常释出深切的危机意识，包括国际风险形势下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但他最新提出的“极限思维”引起诸多中国境内外政治分析人士的热议和揣测。他们普遍认为，“极限思维”既有保守预防极端危机用意，也有主动制造极端之况，以争取中国的最佳利益。
对此，前中共中央党校旗下媒体《学习时报》副编审、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邓聿文表示，“底线思维”、“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等用语，习近平都讲过，也是中共党内文件的常用词，没有什么新意，但“极限思维”却是首度提出，因此特别引发海外舆论的关注。
邓聿文也认为，“极端思维”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战争准备，对一切极端状况做出最坏的打算；二是“敢于斗争，主动去创造一种极端情况”。他说，前者就是针对如“黑天鹅”、“灰犀牛”的意外突发风险，做最坏的打算。但后者则是主动创造极端，例如百米竞跑员要打破现行的最高记录，才能确保冠军地位。这应用到国家关系，就是当面对不利的事态时，为了震慑对方，主动把情势推到极端，让对方应对，而不是被动应对对手所制造出的极端，一方面显示我向你对决的实力和意志，另一方面也试探对手的底线和意志。
制造极限事端 中国军机军舰挑衅拦截
以中国军机军舰近期的挑衅性拦截为例，一架歼-16战斗机5月26日直接飞航在美国空军RC-135机头前方的122米内，迫使美国军机飞过其尾流湍流。另外，美军导弹驱逐舰“钟云号”和加拿大皇家海军护卫舰“蒙特利尔号”6月3日例行性巡航台湾海峡时，中国军舰切入美国军舰前方，距离不到137米。
邓聿文告诉美国之音:“军舰、军机拦截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可以就是说，习近平运用极限思维这样的一种表现。用这种动作是非常危险的，一方面它要求驾驶飞机、军舰的人技术要高，否则的话，一旦真的撞到的话，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
虽然“极限思维”已跃上知乎网站，成为热门解释语，但中国境内对“极限思维”的分析和讨论比海外少得多。
中共党媒《学习时报》6月初刊出中共中央组织部政策法规局副局长徐文秀题为“为什么强调极限思维”的评论文章，获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官媒转载。徐文秀表示，“极限思维”是把研究的问题推至极限状态下的思维方法，也就是，在极端状况下，要有最坏打算、做最好努力。基于中共对主动权的重视，徐文秀说，树立和坚持极限思维，视野会比他人看得更远，行动会比他人更进一步。他说，习近平所指的“黑天鹅”、“灰犀牛”，主要针对中国国内社会、经济问题，但“极限思维”主要针对外部环境。部分国家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毫无底线地打压和围堵中国，若中国缺乏极限思维，就很难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也会陷入战略被动。
极限思维下 中共加速攻台?
有分析人士解读，“极限思维”用于对外关系，意在“做好战争准备”，而非“主动出击”，但现居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期刊荣誉主编胡平认为，中共恐不排除主动出击，以对台问题为例，中共想统一台湾，雖仍忌惮动武，但很可能设想，若动用极端手段，是否反而有利解决台湾问题？这也是部分观察人士认为，在此极限思维下，中共恐加速攻台的进程。
不过，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人文社会学院教授兼院长张执中认为，习近平着眼长远的政治稳定，对“极限思维”的战略应用应在追求外部环境的稳定，而非动荡。他说，二十大后提出的“极限思维”和十九大后提出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都只是对当时情势的判断。且官媒《学习时报》、《人民日报》都曾引述某研究中心提出的“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亦即为了实现国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中国须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因此，中共要求干部以极限思维去维护这个新安全格局和稳定的外部环境。张执中说，中国强调自己的和平角色，抱着“应战”的心态，一方面对抗西方的压力，一方面希望塑造和缓的外部和投资环境。
张执中告诉美国之音:“（中共）在4月份的政治局会议里已经提到，当前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外国的投资，因此，对中国来讲，军事上的准备，比较像过去一直提到的，就是它不主动侵犯，或者不主动打仗。”
《外交事务》评论:中国着手四大軍事准备
但美国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3月底刊登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潘文(John Pomfret)和前白宫官员博明(Matt Pottinger)的联名投书，直指中国正着手四项军事准备，包含军费年增7.2%、颁布新的预备役人员法、在福建省各城市升级防空洞并设置至少一座“战时紧急医院”，及在北京、福建、內蒙古和武漢等多个省市挂牌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
习近平游走于战争与和平之间，令人难以捉摸。一方面高呼“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包含“和平发展”的五大特征；但另一方面也频喊备战、要解放军“能打仗”、“打胜仗”。
对此，邓聿文表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一旦中国被迫动武，中共自认，“以武逼和”并不违背“中国式现代化”要求的“和平发展”。
胡平也說，中国自诩和平崛起，但这是一种误导，因为中共建政70多年以来，多次主动参战，包括派志愿军介入1950年代的韩战和发动1979年所谓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根本奢谈和平崛起，尤其中共常年残暴镇压本国人民，近年来对其他国家和人民也是不断施以政治和经济胁迫手段。
胡平告诉美国之音:“怎么能够设想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暴虐压迫永远只限于对本国人民呢？当它有一天强大了，它依然是只对本国人民才压迫、才欺付，而对外国人始终不压迫、不欺付呢?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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