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最近对北京的访问中重申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并强调华盛顿这个长期政策没有任何改变，但中国官方在与布林肯会谈后称，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政策核心是“篡改”在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中对中国的政治承诺。专家说，北京当局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前提”上，美国从未在三个联合公报中“承认”(recognize)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当局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该由三个美中联合公报来界定更是一个错误。
布林肯在北京的两天访问引起举世关注，一般认为布林肯与中方的高层会谈有助于稳定两国关系，也有助于为双方元首几个月后的会面营造合适的气氛。
不过会后双方的声明显示，美中在敏感的台湾议题上依旧各说各话，布林肯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反对台海任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并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及对台湾“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化，还向中方表达了美国及其他国家对中国在台海及南中国海的挑衅行动的关切；中方则要求美国坚持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一个中国原则，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明确反对台独。
中国外交部：美方篡改对中承诺
星期一(6月19日)，在布林肯与包括外长秦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毅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等人的高层会谈结束后，中国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杨涛在一个针对中方与布林肯会谈情况举行的记者会上批评说，美方“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中政策’核心内容是篡改其政治承诺”。
根据6月21日才被放到中国外交部官网的记者会内容，杨涛称台湾问题历来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美国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做出过明确承诺，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这些承诺“清清楚楚体现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之中，也意味着美方承认台海真正的现状，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美方叫‘一中政策’。”
杨涛又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本来是干干净净的，只用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定语，但后来定语越来越多，先后加上了‘与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
杨涛说，无论是“与台湾关系法”或“对台六项保证”，这些“都是美国单方面炮制出来的，不是中美双方共识”，中方从一开始就反对也不承认，但现在美方又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一中政策的核心内容，这不是美方在重申对中国的承诺，“而是篡改”。
不过杨涛关于美国“篡改”一中政策内容及对中国的政治承诺的说法遭到对中国政策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反驳。
美国不接受中方对台湾主权立场
美国加州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究所附属研究员李语堂(James Lee)在接受美国之音(VOA)电邮采访时说，杨涛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上。”
“关于台湾的主权，美国从来没有在联合公报中承认过台湾是中国第一部分。美国直说，它‘认识到’(acknowledges)中方对台湾的立场，那个意思是说，美国注意到，但并不接受那个立场。”
目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的李语堂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一个中国政策：适应台海紧张局势》(The One China Policy: Adapting to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的文章，对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有过详细研究和分析。
“除了北京一直在试图散布假信息的事实外，对美国立场的误解的部分原因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将1979年美中关系正常化公报中的英文动词‘acknowledges’一字翻译成中文的‘承认’，也就变成英文的‘recognizes’。”
不过李语堂解释说，在关于这个词衍生的中英文翻译问题上，前卡特政府国安会东亚事务顾问麦克·奥克森博格(Michael Oksenberg)曾经在一个备忘录中写道，华盛顿与北京的谈判以英文为基础，美国只有以英文表达过其立场。
“再者，‘acknowldege’一词在上海公报的中文版中被翻译为‘认识到’。自杜鲁门总统1950年6月27日发表声明以来，美国一直都维持着一贯的立场，那就是台湾的主权悬而未决。”
决定台湾未来地位方式
根据美国国务院历史档案，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韩战爆发后为防止共产党势力占领福尔摩挲（台湾），下令第七舰队防卫台湾。他在1950年6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说，“福尔摩沙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将对太平洋地区及在那个地区执行合法及必要功能的美国军队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因此，我已下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福尔摩沙的攻击。由于这个行动，我也要求在福尔摩沙的中国政府停止所有对大陆的空中及海上行动。第七舰队会确保这件事的完成。福尔摩沙的未来地位一定要等候太平洋安全的恢复、与日本的和平解决，或是联合国的考虑。”
李语堂说，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及1982年的美国对台“六项保证”“是美国单方面的政策声明，北京并没有同意，但杨涛认为一个中国政策应由联合公报来界定是错误的。”
他引用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睿哲(Richard Bush)2017年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一中政策入门》(A one China Policy Primer)报告指出，“一个中国政策”一词在1980年代的某个时间点才出现，它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一个区分。
“那个意思是说，《台湾关系法》(或许‘六项保证’也是)早在‘一个中国政策’一词前就存在，而且美国一直到将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视为其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部分，”李语堂说。
一个中国的标准陈述
至于布林肯在与中方的会谈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李语堂认为那“算是对一个中国政策相当标准的陈述，尽管在表达和描述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细节。”
他说，首先，布林肯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形容为“挑衅性”，而一个中国政策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那个政策“没有改变”，这是把华盛顿描述为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北京是一个修正主义者。
“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声明通常在说多少和什么不要说会有一些差异。在这个例子上，布林肯说了‘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很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反对台湾的独立。它的意思是说，美国对于涉及台湾争端的最后结果应该是什么没有偏好，只要那个过程是和平的。”
李语堂认为，在台湾选举前美国应该会试图旁观，避免给外界印象认为它对某一位候选人有偏好。
“还不清楚的是，如果北京试图干预台湾选举，华盛顿打算怎么做。我认为要避免引起危机或与美国发生冲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将是一个主要约束因素，”李语堂说。
美国的一中政策无需中国认可
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陈方隅也在给美国之音的短信中，针对杨涛关于美国“篡改”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也不需要中国的认可。
“美国的一中政策一向都是美国说了算，并没有任何理由要经过中共的认证或审批。一向最爱叫别国不要干涉内政的中国，最好不要一直不断去干涉他国内政、他国外交政策。再者，美国的一中政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的，不会因为一两个文法或语句上的更动而改变其内涵。”
陈方隅说，布林肯与中方的会谈没有什么新意，美中的竞争态势也将持续下去，而且在台湾议题上，双方摆在台面上“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东西，像咒语一样都会出现的”，这些说法都无法被解读成政策的改变，“更不能说是强硬或软弱”，因为美方一直以来都是如此的说法。
不过与七国集团的联合声明相比，陈方隅认为布林肯这次在北京并没有说“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社会安全繁荣至关重要”，算是对中国有一些让步。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金沛雅(Patricia Kim，或译帕特里夏·金 )星期三在该智库发表文章，对北京当局在与布林肯会谈后的官方声明做了详细分析，并以台湾议题为例指出，尽管华盛顿与北京在许多议题上有矛盾，但这不应该被视为是双方维持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共存关系难以克服的阻碍。
“事实上，自1970年早期打开关系以来，美中从来没有在许多根本议题上达成一致。作为美中关系基础的三个公报是表达这些不同看法(以及彼此同意的领域)典型的操作，这使得双方过去50年来得以管控彼此的关系，”她说。
金沛雅认为，这种操作，也就是站稳自己的原则但也同时寻求彼此能同意的领域和共同利益，应当持续成为未来数十年美中激烈竞争的交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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