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一年后的近日，新华社发表了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文。美国之音记者宁馨采访了中国旅美学者亚当，请他谈谈对习近平讲话的看法。
宁馨：您对这个讲话的总体印象是什么？
亚当：一个政治家，一个没有文艺创作业绩的人，主持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对全国文学艺术家代表发表文艺讲话，教育他们该如何进行文艺创作。文学艺术家们集体聆听。我关心的不是习讲话的内容本身，也无心去比较习近平文艺讲话与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水平高低，我关心的是这样的政治行为所呈现出来的权力结构。这个权力结构是：政治高于文学艺术，政治家高于文学艺术家，文学艺术家是政治家手下的文艺兵。你们是我的兵，我的文艺兵，你们要懂规矩。“为政权而文艺”，我想这就是北京“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文艺界所传达的信息。
宁馨：通过文艺座谈会讲话来指导文艺界，这不是习近平的创新，这是对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传统的继承。
亚当：是啊。从毛泽东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到习近平2014年10月北京文艺术座谈会讲话，时间跨度超过72年。72年，政治权力要领导文艺的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文艺也发表过一些零星看法，但更多是形式大于实质，他们对文艺采取的是开放的态度，放松了政治权力对文艺的严格控制，改变了毛泽东完全把文艺界当成自己的文艺兵的做法。莫言等作家有新的探索，正是得益于开始政治松动的文艺环境。习近平在政治权力与文艺的关系上，力求返回毛泽东。发生在中国的这件事，如果位移到美国，就会显出荒谬和邪恶。想象一下，奥巴马主持召开全美文艺会议，告诉艺术家作家们，文艺家是民主党的艺术兵，要服务美国人民。因为民主党是人民代表，所要文学艺术要听从民主党领导。
宁馨：我们注意到，之前也发生过关于文艺界抄写《延安文艺术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网上讨论。你如何评价中国文艺界也学习政治家讲话这样的事？
亚当：政治恐惧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原因。不懂文艺的政治家，在心理上相信自己有资格超越文艺界，有信心召集文艺会议并教育文艺界，这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心理，放在世界上看是奇怪的。文学艺术家们也习以为常，他们可以集体抄写一个政治家的文艺讲话，他们许多人以能参加文艺座谈会亲自聆听政治家的文艺教育为荣，他们甚至可以公开表示要践行该政治家关于文艺创作的指示精神，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作家心理，放在世界上是不可理喻的。抄写的作家中，有莫言、苏童这样中国优秀的作家。政治家自以为尊的心理和文艺界自以为卑的心理结合，才会出现政治家训导文艺家的场面。虽然千年政治集权之河正在干枯，但仍有浑浊的余水在流淌。集权，并不只是表现在集权者身上，其实也表现在被集权者身上。并不只是表现在政治家心上，也表现在文艺人士心上。专制者专制那些可以被专制的人。政治家无自知之明，不知自己无专业能力，不知自己不该拥有这样的权力。文艺界无自知之明，不知人与人是平等的，不知自己的人格应是独立自尊的。
宁馨：有人认为，发生政治人教育文艺家这种事情，中国文艺家似乎并不十分反感，很少有人拒绝和发出抗议，这是因为国情不同，历史传统不同。你怎么评价这种看法？
亚当：中国作家的精神尊严，并没有死光。2011年王力雄宣布退出作家协会，呈述的理由就是反感政治对文学的控制，反感作家协会对政治权力的舔菊。有独立自尊精神的作家，会被视为政治异议分子或党的敌人，生存环境恶劣。政治控制文艺，是一切集权政治的共同特征。毛泽东阶级专政强化了这一传统，习近平机械模仿毛泽东。这个传统，也根源于中国几千年天子集权传统。几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天子是上天之子，奉天承运治理万民，既是政治领袖，也是精神领袖，以政为主，为政权而文艺。天意唯有通过天子来传达，所以天子是唯一精神之源。政治人要管控文艺，这是政治集权传统的表现，是死人抓住了活人的灵魂。习近平在文艺政策上要重回毛泽东，这是非常明显的政治取向。这与西方不同，西方的政治与宗教的分离，是西方文艺自由传统的基础，也是西方政治自由的重要基础。
宁馨：你认为习近平的文艺政策，明显地表现了他重回毛泽东的政治取向。你认为这种倾向会改变吗？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改变？
亚当：在中国遇到重大挑战甚至危机的情况下，党内有不同声音公开出现，才可能发生改变。
宁馨：中国经济增长已降到7%以下。这算不算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亚当：经济持续下降，原因很多，例如国际市场需求减少，国内需求提不起来，股市下跌等。但我认为最深刻的危机不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都只是表面的。
宁馨：你认为当前中国最深刻的危机是什么？
亚当：开放经济与集权政治，长期看难以共存，这是普遍看法。我想换一个角度，从共产党政治哲学本身的角度分析，也会发现一个深刻的危机。我认为中国执政党的危机是政治哲学层面的。我想的一句话，是“政治哲学的倒转”。我感到习近平与前几代领导人相比，在政治哲学上出现了断裂和背反。我解释一下。中国从一个传统农耕社会转向现代工商社会，有一个时间哲学的转型。传统农耕社会时间观念，有两个特点，一是怀古的，认为今不如昔。古代有一个黄金时代，以后日趋衰败。其实是人口不断增多，人地矛盾日趋紧张，生活一年不如一年的投影。另一个特点是循环的。每年春种秋收，时时变化，年年循环。这样怀古的、循环的哲学，是农耕生产生活的写照。儒家和道家皆如此。这种怀古及循环的哲学不是工商业的哲学。工商业的投资，建立在对未来的信心上，建立在个体和团队创新力量上，是着眼未来的，是要有较高预期收益的。终极目标比现在好，过程是创新发展变化的。这是一种直线上升或者循环上升的宇宙观和社会观。毛泽东时代，用政治集权搞工业化，压制了个体创造力，方法是错误的，但政治哲学仍然是未来导向的，是发展变化的，也因此对中国传统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毛式政治集权工业化的路子失败了，但在文化上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仍有一些吸引力，原因之一是其时间哲学是投向未来的，有理想主义色彩，也因此有内部政治凝聚力。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目标是现代化，方法是创新发展，也是未来指向的，不断上升的。这是中国百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习近平的执政态度，似乎是往回走的。邓小平是走出毛泽东，习近平是走回毛泽东。邓小平是关心西方科技与文化的，习近平更强调中国重回中国传统文化。当执政的精神不是面对未来的，不是开拓进展的，这就带来一种前景不明的政治灰暗精神。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到胡锦涛，政府是改革开放的发动机，其方向是向西方学习，力争融入发达国家世界秩序和市场资源系统，而现在表明要返回毛泽东，返回中国传统，这就不再是指向开放和指向未来，这就走向了工商现代化的反面。没有未来意义，就没有了激情与奋斗。在一个集权社会，执政党的政治哲学取向，将如灵魂控制身体一样地控制社会。诚于内而形于外，这种缺少未来激励，返回过去的政治哲学，将窒息所有面向未来，投资未来的奋斗和理想。中国目前最差的，不是经济状态，而是精神状态，是那种没有未来的状态，没有激昂精神的状态。经济衰退，只是一种表现。文艺衰退，也将彻底表现出来。近日，中央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八条规定，党员经商炒股，要开除党籍，真让人无语！这是要清除党内资产阶级了！彻底走到邓小平的反面。解冻的条件，就是党内民主的兴起。如果党内民主被彻底压制，个人集权走向北朝鲜，几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经济与社会成就，就可能毁于一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