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共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北京原打算借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提振市场信心，再加上春节“黄金周”在旅游、餐饮、零售和娱乐等行业上的拉动给2020年的中国经济一个“开门红”。但没有人能想到，这个希望看来已经随着武汉肺炎这只“黑天鹅”的突然降临而落空。
截至1月25日2时，中国内地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已突破900，死亡病例达到26例，全国除西藏外已全部“沦陷”。继武汉1月23日封城后，又有13座中国城市采取了类似的整体隔离措施，共计约4000多万人处于封锁之下。
对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来说，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来临的时机不能更糟糕了。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近30年来最低水平，且前景依然黯淡。中国刚刚与美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贸易战并未停止，仍有价值近37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处于美国关税的紧箍咒之中。
投资、贸易、消费者支出和企业信心均出现下滑。此外，中国还面临着艰巨的债务问题，中远期还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受武汉封城和新型病毒肺炎疫情加剧的影响，中国股市星期四（1月23日）在春节长假到来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下挫约3%，创下近9个月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离、在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纷纷下跌。
星期五，也就是农历大年除夕当天，北京、上海、重庆等11个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北京无限期关闭了长城、十三陵、故宫等著名景点。原定从大年初一开始的各地新春庙会、迎春活动和也被取消。中国其它各大城市也采取了类似措施以避免人群聚集。很多民众取消了行程和节日与亲友团聚的饭局，选择呆在家中。
这些措施虽然能够有利于降低病毒的传播，但却给急需提振的经济起到冷却作用。据亚洲开发银行的估算，2003年的SARS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61亿美元的损失，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有消息称，源自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规模恐怕要远远高于当年的SARS。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国部前负责人、经济学家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对《华盛顿邮报》表示，武汉疫情的发生恰逢中国经济增长看起来已经相当脆弱的时候。他说，这将抵消美中贸易协议对消费者和企业信心部分的提振，其更广泛的传播可能甚至会扰乱整个亚洲的旅游、贸易和供应链，并对全球经济产生连锁反应。
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有越来越多被封锁在所在城市的民众开始感到焦躁和不安。人们抱怨地方政府官员反应迟缓，错过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当时武汉市召开市人大、政协两会，贻误了采取行动的时机。
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说，武汉市委早就知道了疫情的发生，但一直压着不动，没有告诉老百姓，也没有报告北京。“他们认为自己的两会很重要，却漠视成千上万人、几十万人的生命，”他说，“这让人民看到了这个政权对人类生命的蔑视。”
直到1月20日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各地政府必须做好防疫和控管工作，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后，武汉市政府才开始行动起来。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问题专家布兰切特(Jude Blanchette)对《华尔街日报》说，习近平的领导风格导致中共官僚体系内充斥“观望”对态度，官员们要等中央表态后才敢采取行动。
1月23日，有着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凌晨宣布关闭离汉通道，全市公交、地铁和轮渡停运。但在那之后，习近平没有再就武汉疫情作出进一步指示，他和其他六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前往疫区视察。有网友在微信朋友圈中发了2003年“非典时期”胡锦涛和温家宝前往医院慰问医护人员的照片，和本届中共最高领导层做对比。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发起人杨建利对美国之音说，每次危机的发生都会把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展现出来，而武汉疫情的恶化暴露出来的不仅仅是公共管理能力的缺陷。“你发现整个过程，”他说，“第一要控制舆论，第二要控制社会，第三要考虑自己的政权安全，第四又要人感觉若无其事，比如1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让人觉得好像根本没有这个疫情。”
截至1月24日，中国各大官媒的头条仍然是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出席2020年新春团拜会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武汉的疫情。很多网民对习近平没有提及新型病毒肺炎疫情的迅速扩散以及用封城这种措施给公众带来的恐慌和不便感动愤怒。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一个写字板，上面写着“中央政府放弃武汉了吗？”显示民众对得不到救治的失望。
还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武汉各医院人满为患的视频。其中一个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的视频显示，医院大厅里大批等待救治的患者和忙碌的医护人员，而旁边看上去像是病人的尸体无人问津。美国之音无法判断视频的真实性。
杨建利说，每次危机都有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有消息说，武汉封城的决定导致大批恐慌的民众逃离。这有可能反而加剧病毒的蔓延。“如果疫情继续蔓延下去、控制不住，就很有可能成为威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