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与世界各国宣布结束疫情之后的欢腾、热闹截然不同，中国解除清零管控之后的一周却陷入了混乱、沉寂。尤其在北京，这种萧条和紧张超过三年来的任何时点，似乎更像疫情爆发之初的武汉。市民的新冠感染率大幅上升，医院和药房正在经受冲击，三年来第一次无限制开放的商场和餐馆人影寥寥，企事业单位的上岗率急剧萎缩，以至于北京市政府紧急发出“愿复尽复”的复产号召。
北京的混乱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所有人都好奇和关心的问题。
这场混乱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在中共结束了“二十大”以及“二十大”的“一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在11月10日主持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上通过了所谓“二十条”，试图对三年来严格管控的动态清零政策做出微调，以挽救经济下行趋势、改善国际观瞻，也为所谓逐步有序放开管控做好准备。但是，混乱也从此开始。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公众先后看到石家庄、郑州和广州的封控出现摇摆，11月23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发生集体冲突，24日乌鲁木齐维族聚居区一大楼火灾之后引发全国性哀悼，才25日开始，包括北京、重庆、武汉、成都等多地市民冲出被封控的住宅小区，各地大学生在校园里自发举行悼念集会，几天内形成蔓延上海、北京、成都和广州四所大城市的“白纸革命”，一场“almost revolution”，虽然无不遭遇现场镇压，但是绵延至今，在各地大学和医学院此起彼伏地爆发。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持续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也就此嘎然而止。
然而，解封之后的中国人民正在迎来新冠爆发后最大一波疫情。“白纸革命”之前，各地感染人群就已经悄悄上升，终于在进入十二月的第一周全面爆发。当三年来人们第一次公开、大胆地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阳性反应的同时，他们惊讶地发现过去三年无处不在的街道干部和居委会社工一夜之间消失了，药店的感冒药售罄，而急救车和ICU迅速爆满，似乎这个政府没有为解封做好丝毫准备。动态清零正在以硬着陆的方式带来疫情之外的另一波冲击。
这就是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恐怖而荒诞的情形。在人们起而推翻清零管控之后，愕然所见的是一个躺平三年的体制。在过去三年，这个体制的所有资源都被投入到对普通人民的控制和大规模的集中营建设中，并没有多少资源用于改善公共卫生体制。尽管所有的管控都是以担心医疗挤兑为借口，却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没有着力扩建医院、招募专业医护、增加急救设备、改革和完善急救体系、引进和生产有效疫苗和药物、重点保障老人、儿童、病患的就医等等。
究其原因，在执行对人民严格管控的三年清零政策期间，中国的整个官僚体制似乎也被清零：在“守土有责”和“枫桥模式”的防疫体制下，整个官僚体制的资源都以“社会清零”作为优先要务，党政官员们丧失了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养成的灵活性，也丧失了传统儒家官僚们的理性和独立，形成机械执行上级命令如活死人一般的僵化群体。这意味着中国整个官僚体制在精神上的躺平，已经提前进入勃涅日列夫时代的后极权主义了。
可笑的是，过去三年，中国的宣传机器似乎也注意到了这种体制内的躺平气氛，尽管这一躺平主要指干部的怠工拖延、消极应对，但是他们可能从未意识到清零和躺平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面。恰恰是那些表面上最为积极、绝对忠诚、坚持严格清零的官僚干部们正是躺平一族，他们的政治生涯都在等待最高指示中渡过，而再无所作为，也不敢有所作为，然后坐视社会危机的爆发，乃至革命。历史上，苏联崩溃前夕苏共官员普遍心态与此惊人相似，被中国领导人在十几年前称之为“没有一人是男儿”。
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举国清零的体制正是一个举国躺平的体制。当这个体制的最高层发生了一点哪怕最轻微的动摇，一个号称“新举国体制”的动态清零体制就在一个月之间就分崩离析，带来了一场几乎是革命的白纸革命，而革命过后的人民则让出了城市和街道，把北京变为一个空城，以另一种不自觉的方式延续着革命。而北京能做的，是紧急呼吁“愿复尽复、复工复产”，以及推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
不能不说，这或许就是对未来中国政治的预演，一场类似1961年底-62年初的政治情形却因为党内缺少了刘少奇这样的竞争对手而显得更加危险，一场更深刻的政治危机正在加速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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